2000年4月，我在为要不要去北京上访的事情犹豫。虽然法理上已经明白，但是由于面临着失去即将完成的学业，还有亲情过重等原因，还做不出最后的决定。那天下课后去同修A家里，想和他交流这方面的体悟。进门后发现已有客人捷足先登了，A为我们作介绍，说他叫刘锋，爱尔兰回来的同修。简单地寒暄之后，我提出了阻碍我的几个问题。刘锋说，他的亲情也是很重，他说那我就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999年12月，刘锋家里通知他，说他祖父生病了，想见他，叫他回家。于是他决定回国。途中在香港转机，正赶上香港有心得交流会，于是他和同机回国的两个同修一起去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稿件很有意思。法会第一篇稿件叫“大法在召唤我们”，一个同修讲应该进京上访，去证实大法，讲得非常好。可是第二篇稿件就说我们应该在家精进实修，上访是不对的。第三篇稿件又是说上访对，第四篇就讲在家实修对。刘锋说当时自己学法不扎实，觉得有点发懵，他搞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对的了。法会后，与会同修作了长时间的集体法理上的交流，一直交流到深夜。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一致，认为还是进京上访才是此时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于是第二天，刘锋改变行程，与几个同修一起搭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到北京之后，几个人先找住的地方。找旅馆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与出租车司机讲大法真象。有的司机比较紧张，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敢在北京城里讲这个？！有的司机就比较理智，很认真地在听。

当晚他们在北京住下来，每个人都在想应该怎么去做。经过思考之后，刘锋决定给总理写一封信，讲清我们法轮功学员当时所受的干扰和迫害，然后送到总理家里去。第二天一早，刘锋一个人拿着写好的信，出门打车，说是要去总理家。那个司机说是不敢拉他去，于是他叫了第二辆车，那司机也不敢。刘锋不愿放弃，接着叫车。终于第三辆车的司机说是可以送他到总理家对面。路上司机问他找总理干什么，他就借机和司机讲真象。

到了目的地，刘锋下车，发现总理家周围布满警察和便衣。我问他当时怕不怕，他很坦率地回答，他当时确实很怕，但是想想自己做的是最对的事情，就心一横，冲着大门走过去。因为毕竟有些紧张，刘锋忘记了去敲门，而是走到了门卫面前。门卫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他要给总理送一封信，门卫问关于什么事，他说是关于法轮功的。门卫说：“那你跟我来吧。”接着把刘锋带到后面的派出所。警察对刘锋一番审讯之后，扣下了他的护照，把他关在派出所后院的一个露天的房子里。十二月份的北京，夜间气温能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刘锋在那个寒冷的房间里被关了一个晚上。

次日，刘锋被押送回大连，随后被关进大连姚家看守所。在那里面，他和A关在同一个监号里。A是一个很精进的老学员，学法特别扎实，他能将师父的好多法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刘锋说他自己学法晚，那之前又不是很精进，好多法理上的东西记得不那么清楚，刚好有A的帮助。在他们的交流中，刘锋越来越清楚和坚定。

在拘留期间，当地派出所四次提审刘锋。他说那四次对他来说，都是在过亲情关，父母使尽浑身解数，试图让他放弃自己的信仰。父亲对他软硬兼施，一会儿跟他讲他作为一个工薪阶层，送儿子出国是多么不易，一会儿打他，一会儿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给他跪下等等，只求他写一份“保证”，不再修炼。

刘锋说最后一次最难过。不但父母，他的所有亲戚也都来了。保证书已经有人替他写好，警察答应，只要他在上面签字，就归还他的护照。家里找了辆车，大家告诉他，只要他肯妥协，他随时可以拿上护照，坐上外面停着的那辆直通机场的车，回到爱尔兰，那个自由的国度，继续炼法轮功，继续他的学业（他原本应在2000年6月完成学业）。这么多的亲人，从早上开始一直轮番劝说他。到下午四点多，刘锋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再这样下去，我真的有些挺不住了，怎么办呢师父，我应该怎么做呢？”正是危难之际，突然脑中闪过一个想法。他问警察要了支笔，问警察在哪里签字。警察高兴地急忙指给他，他在指定的位置写下了“见真性”中的“坚修大法心不动”几个字。那一瞬间，刘锋说，他那颗浮动的心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亲友看他如此，顷刻间都走了。刘锋最终闯过了那一关。

半个多月后，警察拿他也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回家。刘锋说，回家之后的关更难过，因为那时父亲不允许他出门，他接触不到同修了。他被父母软禁在家里，没办法学法炼功。刘锋说，不用学习，又不让修炼，他不知道他还能干什么。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傻傻地坐着。几个星期后，父母也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父亲终于答应让他出去走走。刘锋于是跑到认识的同修家里，在同修的帮助下恢复了学法。在学法交流中，他在逐渐地成熟。

从刘锋的那些经历中，我看到只要心中对法、对师父坚定，最后总是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我想起师父说的“环境是自己开创的”。

我第一次上访回来后，很快又联系到刘锋，听他讲了那以后他的遭遇。后来父亲发现他出去的时间总是很长，找的也都是大法弟子，根本也没有要放弃修炼的念头，反而更加坚定。他的父亲被媒体的谎言所迷惑，并惧怕当权者的迫害，就开始限制他出去，并且打他。他父亲下手非常狠，甚至打得他口吐鲜血，溅在家中雪白的墙上。实在挺不住了，刘锋就从家里跑出来，等到晚上再回家。有一天父亲告诉他：“你今天再出去，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刘锋还是去找同修了。傍晚回家，无论他怎么敲门，家里人都不再给他开了。从家里出来已经很晚了，刘锋不想打扰同修，一个人去中山广场站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刘锋去一家快餐店问需不需要帮忙的。由于他的英文很好，去那里吃饭的外国人又很多，餐厅决定录用他。问他要身份证，他说没有，因为他是大连当地口音，人家也没深究。刘锋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能给他提供住的地方，挣多少钱什么的都无所谓。当晚，刘锋就和在餐厅打工的外地青年一样，住在了餐厅的地下室里。临睡前，刘锋坐下来炼功，同事问他，“你干什么？”他回答：“炼功！”“什么功？”“法轮功！”“啊？！”同事吓了一跳：“你怎么敢炼法轮功呢？”于是刘锋讲开了大法真象。最后同事表示理解。

几天以后，同事告诉刘锋经理要找他谈谈。一个经理要找一个普通员工谈话，刘锋明白，八成是自己炼功的事经理知道了。他早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最坏的打算。经理看见刘锋进来，叫他坐下，问他：“听说你是炼法轮功的？”“是。”接着刘锋就开始跟经理讲起了真象。还没讲完，经理打断他：“行了，行了，别讲了，我知道了，我妈就是炼法轮功的！”经理说，她叫刘锋来是想和他商量一下，因为经理在店外还有其它生意，不能每天呆在店里，可是店里没个可靠的人经理又不放心。经理说，刘锋真是炼法轮功的就太好了，她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她准备让刘锋也做经理，在她出去的时候帮她照看一下店。她想问问刘锋愿不愿意。刘锋点头同意，经理说，这下她就放心了。

从那以后，刘锋就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他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和同修配合着作了许多讲真象的工作。他买了电脑、打印机，又买了一辆摩托车，载着同修去发材料。他们甚至把真象资料都贴到市政府、法院和司法局的大门上去了。后来，有一次被警察抄到了车牌号，摩托就不大骑了。不久以后一位同修抵制邪恶抓捕，从楼上跳下来，把腿摔坏了。治腿需要好多钱，刘锋就把自己的摩托车卖了，把卖车的钱送给了那位同修。

在工作单位中，员工都很喜欢这位说话和气的小刘经理。他们说，刘经理从来不训斥人，谁有了错误，他只是和人讲道理，说这事为什么不应该这样，为什么应该那样，大家都说刘锋讲得可好呢。一次大家一起吃饭，有几个员工剩了一些，刘锋就把剩的拿过来自己吃，并且用师父的故事和大家讲不应该剩饭的道理。那以后大家都不再剩饭了。因为他做的好，从经理到员工，大家都护着他。来查身份证了，就把他藏起来，不熟的人打电话给他，大家就说他不在。

2000年的中秋节，刘锋买了月饼和葡萄，回了一趟久别的家。他对父母说，“中秋节是全家团圆的节日，所以我回来了。从前无论我做过什么，做错过什么，都是因为我修的不好，而不是法轮功不好。希望你们能谅解，能理解我。”父母的气早已经消了，只是父亲太倔，不愿承认。刘锋说，他也不想回家住了，墙上的血迹还在，看了还有些伤心。2000年的10月份，刘锋又去了一次天安门，后来平安返回到大连。由于国内查得越来越紧，刘锋又换了一家快餐店工作。

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2001年8月份我出国。以上就是我认识的刘锋了，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修，其实一定还有他默默地做的好多事情，我可能还不知道呢。

我希望海内外大法弟子能共同努力，早日把他营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