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Α同修、Β同修经常在一起做大法的工作，配合得非常好，日常生活中和常人的关系也很好。2001年，我被邪恶迫害，非法劳教1年，由于不想被邪恶骚扰，出来后就搬家了，和很熟的同修也没有了联系。春节前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碰到Α同修，惊喜之余，我们谈了很久，最后，我问到了Β同修，才知Β已被邪恶迫害，非法关押半年之久。Β是我们公认修得非常好的大法弟子。说到Β的迫害，我和Α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让Β回家，不允许邪恶再继续迫害。

在此之前，Α和其他同修就一直努力在做，找Β的父母亲做工作，让家属起来共同抵制邪恶。春节前的一个月，邪恶把Β送进洗脑班，后来就没音信了。我和Α想到的就是让家属到公安局要人，并托付给Α同修联系。（因Α知其家电话和住址，其实这也是我的一种依赖心。）

春节前夕，Α同修的生意很忙，而我呢，也忙于常人中的事，这个事就耽搁下来。一天，我无意中从一个同修那儿得知，Β在春节前和他在一个洗脑班，因为Β拒绝转化，遭酷刑，八天八夜不让其睡觉，Β同修宁死不屈，又送回看守所，我得此消息马上通知Α。

过了几天，Α讲：Β父亲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有人打电话要他去接Β回家，并带500元钱，但问打电话人的具体情况时，对方一概不讲，只说去接人，其父亲疑恐是歹徒打的电话，天黑路远又年迈，又找不到伴，所以就没去。第二天晚上，也就是大年三十，又有人打电话，问为什么不去接Β？其父亲问他是谁，哪个单位的，那人不说就挂了。Β同修的母亲有病卧床不起，父亲迷在麻将馆，其他亲朋好友怕惹麻烦，对Β的事一概不问不管。我听后，脱口而出：那打电话的一定是邪恶。Α没说什么，但我们都想到找熟悉的同修针对Β被关押这件事发正念。

又过了几天，我想到了Β同修的事不能这样拖着，得想其它办法，去找她常人中有一定地位的亲戚讲真相，帮助Β早日回家。我一到Α那儿，Α说，早上她与其父亲通过电话，Β父亲从亲戚那儿得知，那天让接Β回家的电话是看守所打的。我听后，脑袋一阵轰鸣，我和Α都流了泪，为同修的不负责，为大法的不负责，我们有愧啊！同修在魔窟里面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如果在春节前，我们打电话到Β家哪怕只是问候一下，那天晚上，其父亲都会想到让我们去接人。（我们与Β的父母亲比较熟）我们只要对同修的事尽全心负责，Β同修也许早就回家了。

我和Α决定亲自到她家去一下，督促其父亲去公安局要人，到Β家，其母亲说：Β本来判了1年半的劳教，送到劳教所，劳教所不收，现至今关押在看守所。随后，我们找到Β父亲，表明来意，其父亲答应第二天早上去公安局要人。回来路上，我们切磋了此事，悟到Β同修的正念让邪恶害怕，Β更应该堂堂正正地回家。第二天，Β父亲说公安局要Β的病历（原常人中的病历）准备好，我听后又嘱咐Α多打电话，督促其父亲。

过了几天见到Α，Α说Β父亲现在反感我们，不想为这事奔波。我听后想起了师父的话：“……学员做的不正，旧势力就会抵触，就会出现阻碍的状态。”（《2003年元宵节在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法》）难道我们做得不正？我仔细向内找，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在用“自我”的主观意识在做这件事情，觉得我在做此事，把这件事情与正法整体分割开来，没有意识到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法在运转中有机的分工圆容方式”（《不分正法工作项目　大道无形有整体◎师父评语》），并掺杂着人的情，而且我们都把希望寄托在Β父亲身上。我们是大法弟子啊，我们就是这件事情的主宰者。我马上把悟到的与Α切磋，我们彼此在法理上都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决定去找Β的其他亲属，帮助我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几乎一条路都不通，但我和Α没有放弃这件事情。

一次我想：为什么阻力这么大呢？是不是我们还没走正？我仔细把这件事情在法理上悟了一下，旧势力打大法弟子，是要把大法弟子的正念打出来，而Β同修的正念让邪恶害怕，它不放Β，是连旧宇宙的法理都不允许的，之所以还不放，很可能是考验我们在外面的大法弟子。另外，我们发正念的时候，是说无条件释放Β，那我们还不是和邪恶谈判吗？不还是承认了旧势力的所为吗？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大法弟子都不允许被迫害，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在家走师父安排的路。

我想到了大家近距离到看守所长时间发正念。我找到Α，随之情况有了转机。由于Α在法理上又有了新的认识，她主动找Β父亲谈了一下，早上，其父亲就把Β的病历，以及Β从看守所寄来的所需费用的卡片及相关资料给了Α（以前Β父亲是不愿我们参与此事的，怕我们牵连他）。看着卡片上的日期是当天的，我和Α当时决定去看守所，并且都非常坚定，信心十足地说：我们今天就把Β接回家，路上，我们彼此谈了自己的体会，并都认为其实这件事情就是锻炼我们的。到了看守所已是下午，看守所不肯放人，并说要放人找公安局，找办案单位。我们不断发正念，不断与它们理论，也无济于事，最后我们想人不放，送钱进去可以吧？送钱也不行，回来路上，我们有点沮丧，但我随后想，旧势力不就是要摧毁我们的意志吗？这件事情我们决不放弃。

接下来一段时间，Α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生意都没做，亲自陪Β父亲去公安局，三番五次地去。而我呢在学法中从法理上把这件事情又悟了一下，发现我们还没有做正：我们潜意识都觉得这件事情是在锻炼我们，这不恰恰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吗？旧势力就是要“锻炼”我们，它把我们的个人修炼看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件事情上打转转，而师父所要求的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这么紧要，我们哪还有时间和旧势力兜圈，差点中了旧势力的障眼法。可是怎么尽快解决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有一些同修不断地针对Β发正念，可还是没结果。

这时，我想到了《明慧周刊》提到一个叫杨月丽的同修，在海外大法弟子的帮助下，提前四个月释放了。我们何不找海外同修帮助呢？他们可以打电话到公安局、看守所，给其在国际社会曝光，产生舆论压力，还可以帮助发正念。虽然我想到了海外同修的帮助，但潜意识总觉得这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事，海外学员那么远，他们也有他们的事，等几天，看看Α那边怎样。

过了几天，Α电话中说，现在公安局把这事推给居委会，居委会同意就放人，居委会怕责任，又把这事推让给公安局，这事就搁浅了，Β父亲也心灰意冷，不想再管此事。我听后想，修炼中的事情还得靠修炼人解决，我又想到了海外同修，我们虽然不认识，但我们都是大法的粒子呀，都是“聚之成形，化之为粒”的呀，我为什么觉得我们和他们是分开的呢？佛是十方世界看宇宙，我怎么就只看周围的同修呢？我悟到，旧势力无论考验哪一个大法弟子，都等于同时对着我们全体大法弟子考验啊。法中讲：“这个宇宙中有两大家，佛、道两大家，排除哪一家都构不成完整的宇宙，都不能说是完整的宇宙。”（《转法轮》）悟到后，我马上和同修联系，把这事告诉了他，同修也立即将此事告诉了海外同修，并说海外同修很主动，并立即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

过了几天，我将此事告诉Α，Α说早就应该这样办，并商量给Β同修送什么东西。就在这时，Β同修的家里来电话说：Β已经回家了，我和Α高兴得互相拥抱。和海外同修联系不到一个星期，Β同修就提前八个月释放。是呀，我们是应该高兴，为同修的回家 ，为我们在法理上的升华，为我们大陆、海外同修能自觉的形成一个有机的圆容整体。

从同修的提前释放回家，使我认识到了整体意识在正法中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了自身整体意识的薄弱，而旧势力目前所考验的也许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在此之前，每次看《明慧周刊》海外大法弟子营救在国内遭受迫害的同修时，自觉得与我无关，把自己置身在外，认为那是海外大法弟子的事情。如果我们大陆同修积极配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做一些相关的资料去散发，去讲清真相等等，那么，我们整体的正念正行不就是一股强大的正法洪势吗？震动得宇宙都轰鸣，那旧势力能不放人吗？为什么正法到了今天，海外大法弟子还不断的在国内被迫害，我们大陆同修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呢？邪恶能够为所欲为，是不是与我们大法弟子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能够互相圆容、互相补充的整体有关呢？目前，海外同修正在全面展开对国内讲清真相，我们国内的大法弟子也应该积极配合才是啊，这本身就是正法的需要，就是宇宙的需要，就是在圆容师父的法！

以上是个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