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三年多来，江集团不断捏造桩桩谎言，打压手段不断升级，全国多少人被谎言毒害，多少善良的追求“真善忍”的好人身陷牢狱，多少人被逼得背井离乡，多少个美好的家庭被搞得妻离子散，多少个健康的身体被折磨得终身残废，多少个人家被敲诈得家徒四壁。为了揭露和控诉江氏邪恶集团的“群体灭绝罪”，现将我三次被非法拘禁的情况写出来，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证据。

2001年2月8日，我进京和平请愿，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在天安门广场被恶警抓着，当晚被关到东城区看守所。进所时被强行脱光衣服非法搜身，强行编号照相、填写个人简历，不服从者就施以暴行。为此我被恶警打了两个耳光。

2月9日—13日，我被非法关押在驻京办。14日被县公安局抓回，关押在县拘留所。县政府及派出所闯进我家妄图索取3000元。因我家境贫寒，他们逼我丈夫外借。我丈夫不答应，反问：这是罚的什么款？即使有错，人已被拘留，还为何罚款？他们却说是执行上级命令。最后他们让把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当——一辆旧拖拉机头（车厢是借别人家的）给开走了（待小麦收割时，我丈夫借了500元钱将停放在镇政府门口已4个多月的旧拖拉机赎回，但已丢了主要零件）。与此同时，他们还闯到一功友家把我用贷款买的一台“三星”牌放像机及一套“师父在济南讲法”录像带和炼功带等一并抄走。

一张15天的刑事拘留证，却被无限制拘押。期间我还遭到管教的谩骂和公安的提审。终日24小时的监禁，冰凉的水泥炕，发臭的玉米面窝头，使我们一监号的18名大法弟子受到严重摧残。

2001年5月17日，公安局伙同610恶徒共3辆警车，把我和其他8名大法弟子送到劳教所欲非法劳教，经检查有血压高症状，劳教所拒收，后被劫持入洗脑班。

5月20日我绝食抗议，24日恶徒用野蛮手段强行灌食。在医院实习的小姑娘拿我当“实验品”，第一次插入鼻孔，胶皮管不往下漏食，拽出后又插第二次，许久，一团胶皮管从口腔里冒了出来，又拽出插第三次。拔管后我开始呕吐，吐出的食物带着浓浓的血，当时按着我的4个恶徒说：插破喉咙了。经强行灌食后，我全身抽筋，嗓子巨痛，时而吐血，时而昏迷，生命垂危。所里怕承担责任，于26日通知家人办了保外就医。

回到家里，镇派出所及610多次到我家骚扰，丈夫为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同年8月16日，保外就医期间，一伙恶徒又一次非法闯进我家，把我绑架到洗脑班。当晚我丈夫打听我的下落，恶徒回答：送劳教去了。

17号恶徒才把我送往劳教所，要非法劳教我一年。由于我身体还未彻底恢复，进所前出现了脑血栓状态，恶徒们却胡说我是装的。劳教所五大队恶警听信了它们的谎言，打了我两耳光，并架着给我照了相，摁着给我穿上囚服，随后把我抬进五大队二楼。34天后，女儿去劳教所五大队为我办理保外就医，接回了一个“植物人”。

据女儿后来讲，她进所时，一个恶警队长让她接我之前，在办公室里写一个我在家的身体状况及我们母女各自的简历，女儿见到我时，不许她高声啼哭，并不让她往家里打电话。女儿夜晚铺着报纸躺在我身边的水泥地上时，恶警还派犯人监听我们的谈话。20岁的女犯见19岁的女儿受如此监控，便同情地给她讲了我的一些实情，说我进所前还可以喝点稀汤，半月后的一天晚上，你妈身体抽筋，说头痛后，恶警队长叫来一个女狱医说打了一针“镇静剂”，让你妈睡觉，结果直到天明也没睡着，以后就再也不能说话了。后来让犯人轮流看护，你妈不仅吐酸水，还便血。

我回到家后，凡去看望我的乡亲们见到我的惨样没有不哭的，都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一下子被折磨成这样，真是天理不容啊！

2002年8月4日，我还在保外就医时，4个恶徒又闯进我家，把我绑架到地区洗脑班。我强烈要求给家里打个电话，家里才知道我的下落。据后来得知，恶徒们把我绑架到车上后，用一把没有钥匙的锁把我家门给锁上了，家人回去后进不了屋。

刚进洗脑班，有人伪善地说：这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不打人不骂人。我看他们对坚定的大法修炼者正好相反。进来时间不长，它们就“晴转阴”了，后来，就是管教的谩骂、“帮教”的挖苦、嘲讽。8月28日它们对我进行肉体折磨，连续三天不让睡觉，白天它们摁着我跪坐师父的法像，我不服从，它们就轮番抽我耳光。管教边骂边用皮鞋踩我的脚面，立刻就把我的脚踩肿了。夜晚又逼我跪圆木棍，之后用木棍打我的臀部，并嘲讽说；“怕你瞌睡摔伤了，让你清醒清醒。”无论恶徒采用什么手段，我始终坚持我的信仰。后来，因食物内硬物划破了我的嗓子，发了炎，经检查，嗓子又红又肿，喉管里还有个疙瘩，水饭不能进，终日就那样饿着，一连五天过去，我已是奄奄一息了。恶徒们怕承担责任，于9月21号把我放回。

回家没一个星期，镇里的恶人又来骚扰，当时我吃力地指责了它们一顿，它们灰溜溜地走了。

我三次被无理关押的经历是江氏集团对大法修炼者残酷迫害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