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2000年元月2号，我去北京和平上访。4日，在天安门广场，一便衣警察拦住了我和同修，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善意地告诉他，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是来上访的……他不由分说就把我们抓了起来，塞进一辆车里，嘴里骂骂咧咧。在车里，他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拒绝报姓名、地址。他就翻我们的包，还擂起拳头，恶狠狠地击向同修的头、脸。不久，同去的同修及她的母亲被抓，她们说出了姓名、地址。这样，我们就被押送到当地驻京办。

大约5日晚，县公安局来的车押送我们回去。6日凌晨，到当地后，先是非法搜身，里面的工作人员扣留了我随身携带的物品，我出来后，这些物品一直没有归还给我。然后，我们被投进监狱。第一次非法审讯时，他们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并且拍了照。监狱里的饭食很差：顿顿一个黑馒头，一碗汤，不给菜。大约2、3天后，我被转押到拘留所。那里的饭食也很差：清早、中午是面条；晚上是一个黑馒头，一碗汤，不给菜。在非法关押期间，镇教育组组长带领教育组的几个工作人员找我谈话，想让我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组长还找来载有诽谤大法内容的报纸念给我听。我坚决不配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为了早日让我出来，家人在冰天雪地里四处奔波，他们向家人索要6000元担保金（说是怕我再去北京，我一直没有见到任何收据），才放我出来。3月16日，我被取保候审，被放了出来。

我出来后，学校不让上班，直到2000年9月，把我分到教导处，不给教课，强令每天上下班要签名。在我被非法关押的73天中，我被扣除了2000元钱的工资。校长他们还百般刁难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找借口把她撵出了本校。

2001年1月31日，我再次去北京和平请愿。2月1日下午，我正准备在天安门金水桥附近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这时，两个警察向我围攻过来，把我按倒在地，拳打脚踢，拽头发，捂嘴，然后把我拖进警车，在车里，又接着打骂。天黑时，我被押送到天安门附近的某派出所，进去后，强行搜身。夜里，又把我和其他二十几个同修押送到另一派出所（我隐约听人说是燕山）。到后，我由两个警察承包，一开始，他们和和气气地，见从我嘴里套不出姓名、地址，他们就恼羞成怒，对我大吵大嚷。其中一个年轻的，几乎贴着我的脸呵斥我，大冷天强迫我脱棉袄，只穿一件毛衣。期间，去了一个被称为局长的，威吓我，若再不说，就让住男牢房。2日清晨，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里，然后，拉上窗帘，一个年轻的警察掏出一根电棍，上面“嗞嗞”直冒电光，恶狠狠地看着我，说些威胁我的话。他们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会，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说是一定替我们上报，说完情况就可以自己回家。我信以为真，说出了姓名、住址。随即他们就给我市驻京办打电话，并强迫我照相、按手印。不久，驻京办来了三个人把我押走了，其中一个年轻的恶狠狠地说，回去再教训你。到后，那个年轻的指使一个女服务员当众搜身，被我拒绝。他就狠命抽我耳光，打得我头晕目眩，脸都有些肿了。打完后，他还下流地掀掀我的衣服，竟然还无耻地朝其他人淫笑。3日凌晨，我上厕所时，趁机跳出窗户（一楼），翻过墙头，从此流离失所。后来，我听同修说，我的工作被开除了，不法之徒一直想抓捕我。

我们合法的和平请愿，行使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益，却遭到如此的对待，这是对人权、信仰自由、对法治的肆意践踏，请国际上相关的组织给予我们帮助，早日严惩元凶江泽民及其一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