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到了51岁时，才明白这个人是谁。我当时半死地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上的几个器官已经被切除，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当时处于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和没有答案的状态。后来当那位护士给了我大法的书《转法轮》。那一刻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那是宇宙慈悲的显现，为我指出被救度之路。我马上就被这本书迷住了。

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第一次炼功，当时是手术后13天，而且我决定停止化疗。亲友们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不要命了？”我只是不停地用书中的话代替我旧的思想，来加强自己的主意识。每天早晨我和一位朋友到公园一起炼功。后来其他人开始参加炼功，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炼功点。

我痊愈了。

我决定到北京去

我决定到北京去讲真相正法，向人们展示这个功法无比的价值，并告诉人们我痊愈的奇迹。

因为有沙尘暴，北京天空很暗。天安门广场满是人。我举起双手开始唱“法轮大法好”。可是警察们自己似乎没有注意到我在唱歌。我做了最坏的准备。我想，如果我被捕的话，我就告诉他们我曾经在是癌症晚期的重病号，我还要告诉他们，我的一位同事，和我得同一种癌的初期时，我给他看书，可是他没有相信，就去世了；而我却好好地活着。我要感谢大法和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唱完了歌就走了。没有人阻止我，我也没有被捕。我周围有一种恐惧的气氛，我一生都没有见过人的目光里有这么多的恐惧，这让我明白了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多么的残酷。

在一个由北京起飞的航班上，有人要求和我换位子。换了以后，我发现自己身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人，他当时马上向我笑笑。他会的英语不多，我会的也不多。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开始交谈。他问我是否去过天安门。我把整个过程都告诉了他，然后我问他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被捕。他笑着说：“你的师父帮了你。”我告诉他法轮功在以色列是如何的流行。他听了很高兴。我仍然记得他的笑容。

我的两个儿子

我向周围的人发了很多的传单。当我讲真相的时候，我生起这样一个想法：“我自己的孩子怎么办？”

我的两个儿子住在国外，可是我一有这个想法时他们两个就一起来看我们。大儿子由于工作出差来了几天。小儿子来的时间长一些。我当时很清楚他们是为了大法来的，可是我没有强迫他们。我的小儿子跟我一起读《转法轮》并一起交流。我请他制作了一个关于揭露迫害的图片。当他在上面写上“无辜”这一词时，我看到他眼里的痛苦，我看得出他是发自自己内心来做这件事，而不是为我。

大儿子和我们住在一起那几天心情很不好，总是在抱怨。在他要离开的那天，我正在房间里学法，他进来跟我说：“我受不了胸口的疼痛。”我告诉他：“你知道这不是偶然的。”他说：“我知道。”我说：“孩子，你知道你现在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你不是无缘无故回家来的。”他说：“我知道。”我说：“你一向想要过有钱有地位人的生活。现在按真、善、忍开始新生活还不晚啊。那时你的健康才不会有问题。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只是人们不知道，也可能他们不想知道，却在个人的幻想中感觉还很舒服。”

我们一起读书，读了很长时间，他什么都明白了。然后我问他：“还疼吗？”他说：“一点也不疼了，疼痛停止了。”

当我看见他由于读书而变得红润的面孔又变成灰蒙蒙的，眼圈发暗。我问他：“你又想什么不好的事了吧？你还在担心你的健康吗？”他很惊讶：“您是不是有他心通啊？您总是看穿我所想的。”

后来我们联系上一位荷兰的学员。我的儿子请求他帮助他了解大法，然后他把提箱装满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很多经文。

向在特拉维夫市的中国工人讲真相

特拉维夫市有成千的中国工人在他们的休息日聚集。学员们每周六到那里向他们讲真相，已经一年多了。那里周六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以我一直没法去。终于有一次我早晨很早来到那里。有许多中国人在吃饭、休息、在街头理发。当他们看到我们几个新面孔时走过来说：“法轮大法好。”然后从我们手里要大法资料。当他们看到资料是旧的时就用希伯来语对我们说：“新的，新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每周看到新的《天地苍生》周刊。

我看他们已经走近大法。当其他学员带着新资料来到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中国人迫切地读着。

我们开始演示功法。我们其中一些学员说：“法轮大法好。”中国人从附近的街道来围着我们看。

一个周六中国大使馆开始散布谎言，并警告大家不要拿法轮大法资料。法轮功学员们决定把那里的活动增加到原来的两倍。

发正念

当我得知将要和大家交流这些心得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当时我的腿扭了，因为很疼不能走路。我知道当天我没怎么发正念，我觉得让邪恶钻了空子，我就开始认真地发正念。

平时发正念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到底清除了多少邪恶，邪恶还剩下多少，或者邪恶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次当我长时间发正念时，我看见我的腿上蒙着一个象是撒旦样子的面具。我打出功把这个面具化掉了。没多久疼痛就消失了。

我满怀敬仰之心向师父致谢。对我来说师父是宇宙慈悲的源泉。

（2003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