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我第一次到北京证实大法时，是一个还未走上修炼道路的常人。我的父亲魏树江，1996年得法，得法前曾经是一个被医院判死刑的重病患者，是大法给了他新生（2001年8月29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公安分局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所以，我那时虽然没有开始修炼，但“真、善、忍大法好”，在我心中已经深深的扎了根。我知道99年7.20后大陆电视、报纸的宣传全是欺世的谎言。

2000年6月20日，从外地打工回哈，得知父亲准备进京上访，向政府阐明大法的真实情况，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激动。我感到向世人讲清真相、让那些善良的同胞不被谎言和假象所迷惑，也是我的责任和使命，因为我清楚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冤枉的。

2000年6月25日，我进京上访证实大法的当天，发誓要做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26日我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亲眼目睹了一些手持“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条幅的大法修炼者，被天安门的恶警拳打脚踢。我真的理解不了在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里，为什么容不下善良的人们说一句真话呢？我心里在流泪，我毫不犹豫地掏出怀中“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心中的兴奋难以言表。一个便衣抢走了我的横幅，几名恶警连打带踹地把我架上了警车。黑布挡着车窗，车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同修和一个60余岁的老太太，已经被打得面目青紫，眼角流血，他们是在广场上打坐被抓的。恶警对女孩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哪里有一点人民警察的形象，比地痞无赖还要下流。

凑了20几个人，我们被送到了昌平看守所，在那里我目睹和经历了恶警的残暴，同时也见证了大法弟子的无私和可以为坚持真理而舍尽一切的壮举。一进看守所，恶警就让我们蹲着，不蹲着或蹲不好就是一顿打，然后给照相，登记姓名、住址。许多弟子不配合邪恶。我看到一名20几岁的女弟子，因为不报姓名、住址，被一个满口下流言词的恶警拉到一个小屋里施暴（我清楚地听到了那个恶徒的淫笑、女同修的痛哭声和尖叫声）。它们百般恐吓，让我屈服，我不配合，它们就毒打，不从再狠打。恶警用20万伏电棍电击，用其它刑具迫害我，我就是不报姓名、住址，于是，它们就把我挨个监号游监，让那些刑事犯人打我。最后它们发现了我的身份证，我在昌平看守所被迫害了3天后，由太平镇和太平大队来人把我强行绑架押回哈尔滨市道里区看守所。它们北京游玩的差旅费全算在我身上。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其间让我干重体力活，干不动就打。一天只给一顿中午饭，气温高达37度不给水喝，在监号只让蹲着。因为始终不屈服，被它们勒索了4000元钱，才释放我。

2000年12月25日，我第二次进京上访证实大法，这时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了。在天津换车被恶警劫持到天津防暴队。在那里恶警轮班非法审讯我，整夜不让睡觉，强迫写“保证书”，不写就扒光衣服，推到走廊，往身上浇水，然后打开窗户，让风吹，我绝食抗议它们的暴行。第四天，因为怕出事，它们才联系哈尔滨市驻京办，把我绑架押送回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派出所，所长见我是第二次进京上访，大为恼火，逼我坐了一上午的老虎凳，下午就给我送到了哈尔滨市道里区看守所。在道里区看守所，我被强迫干体力活，而且恶警每次都问我炼不炼了，只要我说“炼”就是一顿毒打，这样的打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武警叫我到车床说干点活，那里已有十五、六个警察，它们问我：“炼不炼了？”我说“炼”。话音未落，恶警们一齐对我拳打脚踏，还有用镐把打的，不知打了多长时间，我就坚定的一个信念“坚修大法心不动”，在我嘴里不会说出“不炼”这两个字。恶警怕出人命担责任，只好把我送回去，并告诉我：不准告诉别人它们打了我。2001年2月7日，我被非法判劳动教养一年，先送到万家集训队迫害，在那里因制止恶警诬蔑大法，被拳打脚踢一顿。2001年2月12日我被送到了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被分配在严管队（4大队），当日主管所长石昌敬先是恶毒诬蔑大法，然后逼写“三书”，我坚决不写，石ＸＸ问我：“你服不服从教养？”我说：“不服”。于是，我被它罚站地板块，从早6时——晚12时，连续迫害了半个月，两腿直立，不准动，变形就打；同时，强迫背监规，不背就抓住你的头往墙上撞；另外吃饭时，别人可吃1-2个窝头，我连半个都吃不上，有时只让吃一小块，上厕所只给5-6秒钟的时间；不让洗澡，晚上睡觉的床位只给25公分宽的地方，不让翻身，也翻不了身，有包夹看着，翻身就挨揍。那时腿肿的、身体瘦乏的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在长林子劳教所不写“三书”的大法弟子，都遭受过这样的迫害。

后来我又被它们游队到五大队，这个大队主要是实施精神迫害，它们用一些自欺欺人的谎言强行向我灌输，企图欺骗我放弃信仰，我虽然在大法中是一位新学员，许多法理还把握不好，但我知道修真、善、忍大法没有错，让我放弃大法、背弃师父那永远都不可能，我懂得我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他能够与大法在一起，证实大法，同化大法。

在五大队暴徒们没有达到目的，就又把我弄到了邪恶的二大队，在那里我见证了什么是高强度迫害。恶警强迫我们洗冷水澡，罚站20多个小时，还强迫开小飞机（90度大弯腰，胳膊向后上方举，非常疼，一般一上午或一天）。每天从早到晚强迫我们听诬蔑大法的歪理邪说，如果不听或抵制不念，就施行残酷迫害：上大吊（两支胳膊吊到小号的铁门上，半个月都不放下来，其痛苦无法言表。）记得一次有四位同修，只因在4队不背监规，而被吊了半个月。从小号出来后因说了几句法轮大法好而再次被吊。我们为此绝食抗议，第二天便把我们关到一大队（因小号满了）。我不背监规，一队孙管教抓住我的头，用力向墙上撞。一看坚决不背，就让我背手直身坐在椅子上（一天坐20多小时），稍微一变样就会遭到管教和犯人毒打。还用犯人对我们包夹（3-4个人看一个，如不转化犯人就加期，激化矛盾），一看这样还达不到目的，又把我送到四队严管队（已经是2001年7月末，其间已游我十几次）。

在四队，因长期迫害，全身长满了疥疮，流脓，其痒无比，几天几夜睡不着觉，非常痛苦，然而那里的恶警并没有因为我长疥疮而减轻对我的迫害，反而变本加厉。

2001年8月10日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所里对我们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集体”大迫害，造成17人被打，7人重伤，一个昏迷不醒，恶警真是疯狂至极呀！

早上我们在床上打坐发正念，恶警、犯人阻拦无效，最后把我们弄到操场上。在太阳的曝晒下练正步走，同修进行抗议。恶警准备把我单提出去打（因后来是我在喊），没想到同修们把我护住，围了起来，再次喊了起来。恶警一看制止不了，又把我们弄到楼上，楼上大厅里坐满了包夹，同修们抗议不坐。这时全所的恶警都来了，它们硬拉一名大法弟子坐到包夹面前，当时我上前制止，恶警和十多名犯人对我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我无法招架，眼前一片漆黑，失去知觉。等我醒过来后，看见别的同修也在遭受同样的毒打，我喊：“放开大法弟子”，话没说完，又上来一群犯人和恶警打我（这样反复4、5次）。等我再次醒来时，一名身体强壮的恶警把我连续摔了7、8次（把人背起来用力向地上摔），这时我已感到死亡的降临。主管所长石昌敬从楼上下来看到这场面，不但没有指责犯人和恶警，还问犯人谁闹得欢。有人提到了我，这恶人竟要把我送到老虎凳上。有同修说他这么小，疥疮这么严重，又被打成这样，你们真没有人性。这样我才避免了再次遭到迫害。

回去后我开始绝食抗议，三天后，几名恶警突然找我说：“把你放了”，我认为真要放了我呢，回到家里才知道，我的父亲被哈尔滨市道里区看守所迫害的已经奄奄一息了，它们是应家人的要求，让我最后再看我父亲一眼，随后又被它们押回了劳教所，在我返回哈尔滨长林子劳教所的第13天，我的父亲被迫害致死。

由于疥疮日益严重，8月24日，我被无条件放回家里（所里怕出现生命问题而担责任），回家后，太平镇政府和大队及派出所，不断恐吓威逼，继续逼迫写“三书”，我被迫流离失所。

这就是我因坚持对法轮大法的正信而遭受的迫害，我以及我被迫害致死的父亲，只是千千万万个信仰真理而被人权恶棍江ＸＸ迫害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而已。江氏集团对法轮大法及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真的是罄竹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