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事实和法律，申诉人不服某县法院的刑事判决及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认为判决和裁定认定的事实不构成犯罪，所出具的证据和执法依据不能证实炼功上访有罪，判决运用法律明显不当，请求有关部门纠正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并依法做出无罪裁定。

事实及理由：

一、法轮功是好功法

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正法。1992年传出后，一直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或气功、人体科研部门的推荐、支持下公开传播，短短七年时间，就以其奇特的功效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吸引全世界上亿的人走上修炼道路，修炼者从幼儿园的小朋友到九十岁的老人，有工人、农民、医生、学生、国家干部、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博士等，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修炼法轮功不登记姓名，不履行手续，不缴纳费用，自愿参与。所谓辅导员，也只不过是义务为大家提供录音机和教动作的热心学员。法轮功没有宗教仪式，没有办公场地和财产，只是一种公开的自发的群众性炼功活动。

法轮功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准则，教人修心向善，以德化功，说真话、做真事，与人为善，做事先考虑别人，有了矛盾先找自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能吃苦中之苦，能忍难忍之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倡导的传统美德并无矛盾。凡读过《转法轮》一书的人，都知道书中讲的都是如何做好人和如何修炼的道理。道德普遍下滑的今天，法轮功的洪传像一缕春风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我母亲（58岁，农民，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判刑三年，缓刑三年）多年来一直疾病缠身，是远近闻名的“药罐子”，修炼法轮功后不到半年，偏头痛，牙神经痛、胃病、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1996年至今，从未吃过一粒药，能像年轻人一样下地干活，不仅为家庭节约了大笔医药费，也为家庭成员减轻了许多劳动负担。我四姑婆炼法轮功后，有一次到银行取200元存款，营业员无意中错给了她2000元，她遵从真、善、忍的道理，主动退给银行1800元。邻居黄俊炼功后，改掉了自己的坏脾气，使多年不相称呼的婆媳关系得到了改善，她公婆逢人便说，“法轮功把媳妇变成了好人”。这些炼功受益的事实，我们当地的许多人都知道。

我本人由于工作流动性大，炼功后到过许多炼功点，接触过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炼功者，他们的体会和感受与我和我的家人是一致的，那就是炼法轮功不仅能使人身体健康，更能使人道德水准自觉回升，对于家庭的和睦，社会风气的好转及社会的稳定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群众心中是很清楚的。

法轮功到底怎么样，不能由掌权的一人说了算，江XX对法轮功的造谣和诽谤定性是缺乏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的。1999年10月24日，江XX在法国访问时，接受《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率先公开诽谤法轮功，并进行错误定性，这已超越了一个国家主席可以被法律允许的职权。接着，全国各大媒体被当成工具来进行舆论宣传，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司法机关办案的依据。法轮功修炼群众达上亿人，而每个修炼者都有家庭、单位和亲朋好友，对法轮功的迫害所影响到的何止是上亿人，这种关系到数亿群众的大事，怎能一人说了算？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但毕竟明辨是非的人占多数，在江此番谈话后匆匆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江一人提出的对法轮功的定性并未通过，而在通过的所谓“决定”中，也找不到“法轮功”三字，在公安部的通告和“两高”的司法解释中，都找不到那些断语。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刑和劳教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国家没有不准修炼法轮功的明文规定。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到目前为止，国家并没有不准普通个人修炼法轮功的明文规定，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于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而所谓公安部通告的六条禁令并不是法律，更重要的是这六条通告本身就是与宪法相冲突的，是违反宪法的。《刑法》第96条规定：“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公安部只是国务院的一个职能部门，其通告不属国家规定，违反通告不应受刑罚处罚。更何况在公安部的通告中也没有不准修炼法轮功的字样。

三、上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国务院《信访条例》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权利，规定：“信访应当向有权作出处理的机关提出”。2000年2月14日，朱镕基总理在视察国务院信访局时指出：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提出批评和建议，是对政府工作的信任，信访部门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一定要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据此，我们越级到北京上访，完全是合理合法的，而且只属个人行为，没有利用任何组织。

我们之所以上访，是因为我们作为法轮功的受益者和国家公民，不愿看到能使人真正得法修炼和人类道德回升的大法被歪曲，不愿看到这场文革式的镇压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同时也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受益，我们冒着失去工作、家庭甚至生命和被关押的压力，根据《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上访，反映事实真相，何罪之有？但接待我们的却是警察的拳脚和监狱，究竟谁是谁非，岂不一目了然吗？

四、炼功、上访没有任何危害社会的目的和结果。

《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就表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危害大小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主、客观方面和危害结果三个要素才构成犯罪。我们炼功上访的目的，过程和结果都没有任何社会危害，不是犯罪。倒是无端打击法轮功，使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家庭、自由甚至生命，劳民伤财的当权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我们本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心怀坦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主动配合执法人员讲清真相，这本是行使法律权利，履行公民职责的具体体现，怎能说上访就是对抗政府、破坏法律实施呢？那各级政府和部门设置信访机构又有何意义呢？

五、所谓“利用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定罪依据不成立

首先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纯正的修炼，任何对法轮功的诽谤都是犯罪。而且，我们依据《宪法》和法律依法上访，纯属个人行为，并没有利用任何组织，更谈不上破坏法律实施。这种罪名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既没有利用的手段，也没有利用的过程，利用的对象都不存在，也就更无从去破坏法律实施了。请问个人依法上访，破坏了中国的哪一条法律实施呢？

六、思想和态度不能作为定罪判刑的依据。

判决书称：“（申诉人）因坚持法轮功立场，拒不认罪”。我们认为：炼功、上访并不违法，何谈拒不认罪？《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都是犯罪”。这些规定十分明确地表明法律处罚的是某种“行为”而非思想态度，这在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但现在司法机关却把是否“转化”，是否“悔过”、“认罪”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无异于在中国设立了“思想罪”，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大倒退，是中国法制史上的耻辱。

综上所述，我们依据《宪法》和法律坚持个人信仰和依法上访，没有触犯刑法，不是犯罪，不应定罪处罚，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适用法律明显不当。请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并依法对我做出无罪裁定。

目前，我们家五人修炼法轮功，有三人因上访被判刑。我们同全国许多大法弟子一样，宁肯抛弃一切世间名利，也不愿书写假“保证书”，假“悔过书”来欺骗政府，以换取个人的自由，其良苦用心，天地共鉴！

此呈：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大法弟子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