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20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我为了去向政府说句公道话，就同功友一起于99年腊月28日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被公安分局抓捕。派出所抓回后非法拘留我15天。

2000年正月20日当地派出所指导员把我从拘留所拉回后，送镇“计生办”，“计生办”主任满嘴喷着酒气，用巴掌在我的脸上反复的猛打，直到他的手打紫了打痛了，就拿炉钩子烧红了，准备烙我的脸，他拿在手里在我的脸上比量了一下，没敢烙就扔了。接着他又气急败坏的拿起一把上煤用的小铁锹，用足了劲抡起来翻来复去在我的脸上打，直打得我的两腮肿得很宽，他就又用小铁锹猛拍我的的前额，一会我的前额也被打得肿起了很高，两个眼睛充血都成了红的，整个脸都扭曲变了模样。当时一位功友一看到我被打成那模样，都不敢看我，在一边偷偷地哭。派出所指导员打完后，镇宣传委员逼我脱了衣服，只穿秋衣秋裤，两手举着五、六十斤重的大煤块，光着脚，他还在我的脚后跟下放两块三角小石头，让我踩着，在零下10多度的院子里站了有两个半小时。当时所有“计生办”人员亲眼目睹。

3月11号，镇党委秘书、宣传委员把我踹倒跪在地上，两人在我身上乱踹乱踢。他们打累了又要我在计生办楼顶上脱了衣服，赤着脚，两手在头顶上举着一脸盆水，党委秘书手里拿着四、五根电线，在我的身上猛抽，直抽得我身上的秋衣都渗出了血。这时他身上的传呼机响了，他才把手里的电线一扔走了。这时镇宣传委员又逼我趴在地上，拿着我的腰带抽打我的身上和双脚，直到把我的腰带都打坏了才罢休。这整个一下午的折磨使我三个晚上不能躺着睡觉，秋衣被血粘在身上脱都脱不下来。那天的下午还有三位同修，他们被暴徒强迫蹲在楼梯顶上，有的两手举着水泥块，有的两手举着大木头。

四月十号，晚上九点多，我们八个功友都躺下休息了，两恶警在酒店里喝完了酒，又窜到“计生办”，（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将我们全部赶出屋。当时我们都只穿秋衣，赤着脚，他俩把我们全部踹倒在院子里，他俩用穿着皮鞋的脚不分男女挨个在我们身上踢，用脚后跟跺手指头，跺太阳穴，还用大针在我的腰上连扎10多针。他们一边打一边骂：“上面说了，对法轮功怎么做都不过分，打死算自杀。”事后我发现我的整个胸膛都变成了青的。我妻子被他们摔休克了，他们方才罢休。

六月五号，两恶警晚上把我叫到院子里，问我法轮功是不是X教，我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不是X教。他就叫我脱光衣服，光着背，这个邪恶之徒把我的腰带抽出来，开始他用皮带抽我的头和脖子，后来这个恶徒竟然把皮带倒过来，拿着皮带头用那个大铁疙瘩，抡起来抽我的上身，当有几下打在我的胸膛和心口窝时，我感到肚子好像裂开似的。我本能的用两手托住肚子一头栽倒地上，这时他嘴里还骂着我，说我装死，又叫我起来，他又用皮带那头抽，我的胸膛和肚子被他打出了血。

镇政府不法人员仅2000年春节后这一次就非法扣留我们四个多月，这一年共非法扣留我们8个月之久。2000年3月某日晚上，由镇派出所所长带领七、八个恶警，乘两部车来抄我的家，一进门二话没说，问我家里的钱放在哪里，我说不知道，他们就用螺丝刀将我的三张写字台全撬了，所长拿去我信用社存折一个，另一恶警拿走我现金40元，他们又拉走我的彩电一台、放像机一台、功放机一台、音响两个、收音机一台、摩托车一部、电冰箱2组、验钞机两个，连两张新地图都不放过也一起拿走。东西拉走，存折拿去，条不打一个，直接就是抢劫。

2001年12月24日，我因传真相光盘遭市公安局绑架。这天下午雪下的很大，市公安局政保科长带刑警队一名恶警伙同镇派出所所长等10多名恶警，将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铐在铁椅子上。刑警队这名恶警给我强行打上背铐，并将我身上的钥匙拿走。他们几个人用条幅给我把眼睛蒙上，拿电棍猛电我的腋窝，并用小木棍拨我的肋骨，还用鞋底打我的头和脸。

当天下午，他们又抄了我的家，把我儿子准备结婚买的29英寸彩电和影碟机拉走。派出所所长姜言民将我家的所有存折全部抄走，他让两个恶警去信用社将没加密码的存折2万元全部提走。然后将我和妻子劫持去公安局，我被刑事拘留一个月，我妻子被非法拘留半个月。在看守所我临出来之前，公安局政保科长带刑警队那个恶警，又打电话诈骗了我儿子1万元钱。他们这不是名副其实的绑票吗？真比黑社会还黑。

自99年7.20到现在3年半多的时间里，我就被邪恶的市公安局非法拘留两次，被送劳教所和洗脑班进行强制洗脑两次，三个春节不能与家人团聚，被关押在派出所。3年半有一年多的时间被公安局、派出所、镇政府非法关押，正常的生意不能做，父母子女及亲朋好友都遭到江氏邪恶集团的严重迫害。

但是，无论邪恶怎么猖獗，无论有多艰难，我们都牢记住师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