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8日。在天安门广场我被警察非法拘捕，原因就是我是炼法轮功的。我被押送到广场派出所，许多大法弟子都被关在一个铁栅栏里，约有几十人，其中年龄最小的才十来岁左右。9月被长春公安局把我转押到长春驻京办事处，当天把我和其他长春大法弟子押回长春。共60人通过特殊通道直接上火车，在车厢与车厢连接处我们一个挨一个站着，连卫生间也塞满了大法弟子，就这样每个人还被强迫交了100元钱。

1999年9月中旬左右，我第二次进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与外地同修交流时，被公安非法抓捕，仍被送到广场派出所。登记时，恶警认出了我，说要给我提高提高，签发了去北京昌平看守所的票子。我们带的大法书、法轮章均被抢走，还强迫每人买50元钱质量低劣、过期的食品。4天后，我被长春公安接回长春，经审查登记后我又被放回来。为了维持生计，我找了一份临时工作。

大约在1999年9月27日前后，我在班上接到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让我去他那里取身份证（其实是骗我）。我到派出所时（晚6时左右）我母亲（大法弟子）已经在那里（也是说身份证一事骗去的）。到派出所后不准打电话，不让回家，去厕所有人跟踪。在我和母亲再三要求下，我父亲带我的小女儿（4岁）和我有病的小妹妹也来到派出所，小女儿抱我大腿哭喊着：“要妈妈，我想妈妈，不要妈妈走…”。因我拒签票子（票子上写的监视居住），公安拖到晚8时30分左右，我和母亲被强行拉上车，警察开车送往八里堡看守所。我的父亲（严重冠心病，曾患心肌梗塞）带着我4岁满脸泪水的女儿和我的有病小妹妹含泪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我们到八里堡看守所时已经挤满了一屋修炼人，人挨人，连厕所上边都躺着人，近150名同修，有躺着的，坐着的（没地方躺下）。大家交流后得知都是在班上或在家中被所在派出所用各种借口骗来的。在日后的几天里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猛增至800人左右，被分在5个房间（3个女房间，2个男房间）。在这里不准学法炼功，否则恶警大骂，大打出手。我们就在后半夜3点多钟起来集体炼功。在这些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一个工厂的老厂长），最小的17岁（重点高中11中学一年级学生，因炼法轮功被开除学籍，上北京上访后被抓到这里的），有孕妇，有盲人，有柱拐杖的，她们行走不便，都是同修们格外照顾生活的，还有吉林大学教授、大学生多名，还有一名警察（她穿着警服，从北京被遣送到这里的）。我们都是因为坚修大法，要为大法讨回公道、为师父讨回清白，被以监视居住为名无任何法律手续强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

被关押后几天，我体悟到不法公安在无限期拖延，我们要求：“还师父、大法清白，恢复学法炼功环境，不限制出版大法书。”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随后同修们陆陆续续开始绝食，很快大家基本都绝食。恶警假意找我谈话，却把我和其他几名同修直接送到长春戒毒所。在戒毒所呆了7天，又转押到长春铁北看守所，又叫铁北大笼，和死囚犯关在一起。我所在监室只有我一个修炼人，白天坐硬板，晚上“砸刀鱼”──就是每个人一颠一倒侧位伸直腿躺着（又叫鱼罐头）。因我很瘦，骨头硌得特别疼，难以入睡，吃的是没蒸熟的、有时有老鼠粪的苞米饼子，有时味很重，喝的是一点油星也没有的烂菜汤。我在铁北大笼被非法关了40天，不允许学法炼功。坚持炼功的同修，被几个人用铁链子连在一起，手铐脚镣，连在一起。直不起腰，行动非常艰难，在这里真是度日如年。

40天后，警察告诉我被劳动教养两年，罪名是所谓“扰乱社会秩序”。当时，让我签字的警察对我说：“不管你签不签，都得送你劳教。”

1999年11月，我被押送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新生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干活，洗漱只给5分钟时间，甚至刚坐下没吃几口就被喊起立。晚上通常要加班加点地干到10：00甚至更晚。我亲眼看到刑事犯人对大法弟子大打出手，有一次，我刚说了一句：“不准打人。”就被揪住头发，拽出屋外。在这里恶警打骂是家常便饭。

一个星期后，我被分到二大队，当时，我身上染上了疥疮，越来越重，刺痒难耐，整宿不能入睡，加之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被刑事犯人随便叱骂，耳听着大法弟子由于炼功被上刑的惨叫声不断，眼见着一个个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有一个大法弟子被电完后，满脸焦糊肿胀，面目皆非。我悟到：不能再这样让邪恶逞凶，就开始炼功。管教强同芹接到报告后，伙同其他管教如狼似虎地扑进来，把我拖到管教室，用竹板子打我的脸，用电棍电我的头、脸、脖子，穿着警靴的脚踢我，我痛苦的满地翻滚，大小便失禁。第二天起床时，被窝里还有一股焦糊味。

那时候，二大队，大队长任峰、管教张丽兰对大法弟子特别凶残。一小队管教刘连英迫害大法弟子特别疯狂，大法弟子任某某就是被她迫害死的。管教指使犯人协助她们迫害修炼人。劳教所里恶警们经常叫嚣：“打死你们白打，打死你们算自杀。”

吉林市大法弟子翁月洁和2小队一名姓张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精神失常。1小队管教刘连英所在队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特别严重，上死人床几十天，管教还厚颜无耻地说：“一般人顶多能挺1-2天。”大法弟子经常吃不饱饭，还要做超负荷的劳动，吃不饱饭有两个原因：1.是刚坐下吃饭没吃几口就喊起立，去干活，2.经常饭少。劳动时间长使得大法弟子个个骨瘦如柴，可是，管教扬言：“累死你们叫你炼！”。

上边来检查工作时，马上把所有的活都掩藏起来，让我们洗漱干净看电视（平时经常起床就干活，不让洗漱）。上厕所时都有犯人包夹，不许说话，不许递眼神，否则就会遭来一顿毒打。大法弟子家属接见时，存的钱和食品，经常被管教和犯人贪污。管教指使犯人越迫害大法弟子者，越能提前解教，促使犯人随时对大法弟子用“私刑”。管教还强迫大法弟子家属骂大法师父、骂大法，如不骂就别想见人。

有一位姓张的同修，被管教刘连英关小号30天左右。当时我被迫害得长满疥疮，溃烂程度几乎达到全身的100%，二大队管教说这太可怕了，从来没有见过烂成这样的，即便这样，恶警也不放过，还照常干活。

劳教所一大队住在一楼，二大队住在二楼，三大队大法弟子炼功学法，被施以暴行，我们二大队经常感受好像地震一样。管教叫嚣：“听到了吗，谁敢炼，就这个下场。”平时经常被翻号，如翻到大法书，遭毒打，电棍电…一天天过去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情况开始升级，有的被上了死人床-没铺褥子，固定在铁床架上，大小便在床上；有的关小号，有的被电得死去活来。

浑身烂得没有一块好地方的我，再也承受不住了，于2000年5月在强大的压力下写了3书，于2000年8月被提前解教回家，虽然回了家，但心里灰暗痛苦极了，在同修关心、耐心帮助下，我重新振作精神，开始学法炼功，做真相，在大法的感召下，我逐渐地走上了“坚修大法紧随师”的光明修炼大道。

2001年8月29日劳教所来电话，催我回去办解教手续，8月30日我将准备好有署名的严正声明录音准备在劳教所播放。8月30日派出所也来电话找我，为避免他们对我的进一步迫害，我不得不流离失所，漂泊在外到现在，有家不能归。

据家人介绍，我流离在外的以后时间里，劳教所所长、派出所、区治保科多次来电话，到家骚扰。而且刑警队也到家砸门，使家人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精神压力很大，邻居也受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