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30日下午，我被送至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一大队。我心里根本不承认这种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非法劳教，和其他大法弟子一起坚持个人信仰自由，坚持学法、炼功，却遭到女二所所长苏境和一群男女警察的残酷迫害：苏境和女警察手持电棍在门口堵着，男警察在屋里对我们拳脚相加，有拽头发的，有把衣服全扯坏了的，拳、脚、巴掌、电棍一齐上，就这样它们还觉得打得不够，又在门口单个往外扯，一个一个地弄到别的屋里去“收拾”。即使这样，也没使大家改变，它们越打，大家越背我们师父的经文。

1999年11月中上旬，我们写申诉状递交到院方，要求将其转至省、中央，几天过后也不见回音。后来大家集体在走廊里炼功、学法，要求见院长。在我们背《论语》时，“四防”人员李凤莲说：“我叫你们背！”从前边到后边挨个打。李凤莲本是女人但却男性化，从说话声音到着装打扮都是男人样，个子虽矮却打人凶狠，在沈阳以打架出名，就是因为打人才被判教养。它专门往胸、脖子、嘴、头上打，打得我吐了很多血。队长来了之后，我指着地上的一滩血说：“看把我们打的！犯人有什么权力，凭什么敢打我们？是谁指使的？我们要请律师。”被打的学员中我能记住名字的有：戴丽国、崔亚宁、罗丽、屈姣、刘艳秋、周艳春、江新、王慧艳。

1999年12月，我被调到女一所二大队，和其它犯人一起参加超强体力劳动，每天都要劳动16小时或更长时间。有一天晚上没出工，让背写《劳教人员守则》，我不背，“四防”李凤清把我和杨虹、李鸿舒（另外两名大法弟子）叫到一个空房子里，让我们两腿竖直，两手着地，然后开始殴打我们。我要求找队长，她却不让，直到她打累了，打不动了才罢手。夜间值班队长刘素文查岗，看见我正在炼功，就狠命地抽打我的嘴巴。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是犯人，所以不写犯人作业，因此被坐班韩丽霞（吸毒犯人）狠抽耳光。在我因炼功而被罚撅时，坐班张晓芳用肘尖狠命地刨我的腰部。

在马三家教养院没有丝毫自由，每天24小时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中，不经允许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打招呼，不让家人接见。原来是两个犯人看着我，后来因我向犯人洪法、讲真相，由此那个犯人得了法。此事被大队长知道后又给我增加了暗包夹，每分每秒都由3个犯人看着我，随时向队长和大队长报告。恶劣的环境、超负荷的劳动、精神上的压抑、肉体上的摧残，使我每月一次的月经停止了8个半月，说话声音由大变小。2000年10月下旬，说话就更费劲了，到后来只能用笔写了。因呼吸受限，吃饭下咽也是难事了。指导员李书环命令4、5个人把我抬去医院。沈医大超声报告单上写着几×几、几×几、几×几的多个结节，后初步诊断为结甲炎。后因我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睡觉有时不能平卧，呼吸困难加重，颈部活动受限，腮侧、脸都肿了，吃饭长期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进一点流食，教养院怕担责任，于2000年11月1日将我送回当地。

回到家后，恶人仍然没有停止对我的迫害。2000年11月7日上午，南票区缸窑岭镇派出所所长郝树山带领四、五个人找到我的住处，将门踹坏闯进屋内，抢走我的书、磁带、法轮章、大法师父像、录音机等物品，并把我劫持进拘留所。在拘留所我滴水未进。三天后，拘留所打电话叫派出所取人，当天又把我送到区医院。缸窑岭镇派出所所长对于我的身体状况向局长作假汇报，于是2000年11月11日我又被送回马三家教养院。在教养院，派出所指导员张同光对大队长董彬说我在家能说话，（实际上当时我因说话费劲已经几个月都是用笔写了），为此三大队指导员张君还打了我。

再次回到教养院，我的处境越发地艰难了。一天晚上，教养院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个所谓“专家”，在中队办公室（在场的有教养院副院长孙凤武，女一所所长周谦），那个人问过我的年龄后，用手在我的脖子上摸了一下就说：“神经性的，没事儿。”（当时我的脖子活动受限制，超声报告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多个结节），并告诉院长：“你们该咋做就咋做吧。”于是我又陷入了重灾之中。孙院长说我是装的，让给我加期。队长们不叫人给我纸和笔表达意见，六、七个叛徒不分昼夜地轮番地围攻我，向我施加压力，并给我灌食，种种折磨一齐向我袭来，逼我放弃修炼。

在此种情况下，我的身体除了表现出前述各种症状外，又增添了头痛（象要裂开似的）、腰痛、腹痛等症状，而且吃了就吐，后经马三家医院B超检查，诊断为占位性病变（即癌症）。于是马三家教养院于2001年5月30日再次将我送回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