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寄全椒山中道士》就是颇具陶渊明风格的唐诗精品，后人称之“一片神行”、“化工笔”[1]；苏东坡特别喜欢，刻意模仿，但始终不成功[2]。就五言绝句而论，他和李白、王维一起被认为是“并入化境”的最高成就者[3]。《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即其代表作。白居易说他的五言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4]，而《幽居》即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篇。至于他的《滁州西涧》则更是唐诗中最有名的精品之一，和李白的《静夜思》一样是小孩子一入诗门就要背诵的篇章。

韦应物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他自己少年时候就以三卫郎的身份侍候唐玄宗。十来岁的娃娃，还不大懂事，又没读过什么书，做了皇上的近侍，得到恩宠，便仗势欺人、横行霸道。犯了法的亡命之徒他也敢弄来藏在家里；看到邻近的哪个姑娘好就抢回家去；被人告发后，官府派来抓他的人根本不敢进他家的门，只好在他家门口的白玉台阶下站着发愣。他经常陪着唐玄宗优哉游哉地享受帝王生活：有时皇上带贵妃去温泉洗澡，他也得到特许可以在温池里泡一泡；有时威风凛凛地带一大队人马陪皇上出外围猎；有时皇上在宫中大摆酒宴，管弦丝竹、清歌曼舞，一队队宫娥彩女象天仙一样；他一喝起酒来往往直喝到如痴如呆。当这种官儿除了享福以外就没有多少事要干。[5][6]

可是好景不长，当韦应物才19岁时，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四川，杨国忠被杀、杨贵妃被逼死在马嵬坡。这一天翻地覆的社会动荡对于他思想上的震动可想是很大的。三年后他去了太学读书。但因他过去不读书，又已经22岁了，自觉“读书事已晚”。再三年后玄宗去世，他失了依靠，逐渐被人排斥甚至受人欺负，开始体验到生活中艰难的一面。[6]虽然他二十八、九岁时便任洛阳丞，但42岁时还只当个栎阳令的小官，而且当时正当壮年身体却不行了，以至于病倒被迫辞官，住到“善福精舍”里去。四年后他出任滁州刺史，再过六年出任苏州刺史，两年左右卸任，定居在苏州永定寺的“永定精舍”，大约一年后逝世。[5]

生活中的大起大落，身体上的壮年早衰，把他推入了思考和转变的旋涡中。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考中，他终于认识到世间名利声荣都如“粪土”一样，不但不足求，而且肮脏污染人；再回头看世人，都和自己过去一样，不知“自省”“自悟”，一生中营营苟苟，深陷在没完没了的对欲望的追求中，整日奔忙“驰谢”，就象突起突息、行踪不定的阵风“惊飙”一样；人在迷、悟之间的徘徊，就象自己醉酒时的状态一样：对着好酒一喝醉，什么事都不在乎了，“百事何足论”。生活中偶然的启悟就象“遥见青山”一样使人暂时醒过来，但往往还没来得及抓住时机、悟出迷局时，却又重新陷入昏昏然的迷态中；和每一个刚刚发心入道的人一样，他感到了这个世界的“淫浊”不洁：那些修炼成道的纯洁美丽的仙人是绝不会让自己的“龙车”降落到这个污秽的世上来的。[7]这样脏的地方就走呗。由跳出世俗的圈子而看清世俗的污浊，从而生出厌离之心，这正是古往今来许多入道者的共同起点。

但有了厌离之心得有厌离之路。韦应物一方面结交了许多佛道修炼中的朋友，和他们讨论修炼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自己阅读修炼的经典，直接参悟修炼的真谛。他不但和这些朋友书信往还、诗歌唱和，互相拜访，而且还经常住到他们的庙宇和道观中去，清夜长谈或者在那里静心阅读修炼的经典。[8]他所阅读的书基本上是道家的典籍：有时耳边听着远处松涛的轻吟，以闲适的心情看着“道书”；有时一个人品味着山涧中的清水，高声“吟咏”老子的《道德经》，就象诵诗一样；有时一个人在树林中研读《易经》之后，走出来面对闲歇在溪边的鸥鸟，感到心定神闲；或者夜深人静时，在竹林环抱的厅房内，孤灯照案，潜心研习，身心融入“无为”的气氛中，享受这“闲居”带来的无限快乐；或者因事起兴，提笔作诗，把心怀冲和之气读“道经”的体验融入诗句中去。这些道家经典都是讲究“养真气”的。[9]讲究清静无为，修一个“真”字，这正是典型的道家修炼方法。

经读千遍，其义自现。长时间地读这些道经，而且是静下心来真读，自然会被其中法理潜移默化，把自己最终引入真修的行列中去。根据韦应物留下的诗来判断，他至迟在42岁因病辞官而住到“善福精舍”里去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了：“我正在以道家清净无为、避名去利的‘玄默’方法来做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排除‘名’和‘迹’的干扰。道法是高妙的，它让人融于其中、乐而忘返，冲和的道气使人虚怀若谷”；“人在世间的许多牵挂和羁绊都是因为对情的执著而产生出来的。虽然我到现在才悟到这一点，未免有些太晚，但我仍然要顺应‘道’的法理、按其要求去做一切事情。这样就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心静而生寂，于静修中了结这短促而空虚的一生。”；“我这种没有大志气的人不喜欢纷纷扰扰的热闹场合，宁愿抱素守朴寄居在这个寺庙的精舍里。我也是敬仰当今品格高尚、大才大德之人的，但我自己却情愿做一个不声不响的‘糊涂人’。……能做到无为就能海阔天空地自由翱翔，但这是个遥远的目标，也不能拘泥执著于它的最终结果。”[10]

虽然韦应物青少年时代过的是花天酒地、极为奢侈的宫廷生活，但下定决心要抱素守朴地修炼后，他竟能真地安于淡泊、节俭的生活，希望享受隐居耦耕的农家乐。他在善福精舍里居住时，除了一些必需的日用陶器和一床单被外便一无所有；一个人寂寞独处却能高兴得起来，甚至乐不思蜀、没有必须办的事情就不回城里去；做为做官的人，在“形迹”上要“拘检”一些，但对于世间俗事却淡然无心；他对山水景物特别地喜爱，一入山林便要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陶渊明真能放下官场生活而去当老百姓，使他十分羡慕，他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罢官不作、到山里去修一栋茅草房；在郊外看看庄稼，走过一片荒废的村落去采菊花，这时他真希望象长沮、桀溺那样两人共同耕种，心志淡泊地过着一块田一间茅屋的农家生活；他所想往的田家乐就是有一点酒喝，其它事情不必挂怀，种植的庄稼都有个好收成，大家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11]

由于他时不时地住进山林寺庙或者拜访道友，体验一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天长日久，便只想去不想回，彻底走出红尘的想法越来越强烈：有时简直到了一天到晚想着退官归隐的程度；虽然一个人去山野林泉可以暂时地感到舒适，但时间一长，各种尘俗的牵挂和拖累便冒出来了，因此考虑到要在什么地方修茅草房的问题，至少晚年能长期地隐居；有时看到南山上采药的老头子自由自在，而自己却不能立即修官而去，心中真是惭愧得很；有时闲着没事，只好喝点酒，心中默默地用“道”来解释开导自己，但收拾行装、彻底归隐是终究不可避免的；最喜欢山水，怎样才能与山水朝夕相处呢？断绝尘缘、逍遥自在，那是修道人心舒意展的事情，可是我这腰间的官带，好象专门是为了给我头上带来白发一样；和道友同宿，交流修炼体会，是令人喜悦的事情，我怎么能留恋这腰间的官带而象笼中的鸟儿一样被人驱使呢？[12]

韦应物对山野林泉的向往简直到了爱屋及乌的地步：他对山寺钟声有着特别的感情。在他的诗集中到处都能听到钟声，其中有好几首属于他诗集中的名篇。按照他自己的解释，“听到山中悠扬的钟声，便使人想起修炼而顿萌‘道心’；向晚之时从烟云缭绕的地方传出的磬声，让人感到心空意远”。[13]

然而尘网的束缚却不是那样容易打破的。心里想走，环境又不让走，这就是矛盾。对于修炼人来说，就是提高心性和层次的机会。韦应物在这个矛盾的时起时灭中磨练了十多年，直到他54岁时卸任离开官场、定居永定寺里的“永定精舍”为止。在十多年的矛盾冲突中，他不断地运用自己对“道”的理解来宽解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解决了冲突，同时不断地提高了自己对道的认识：做什么事情只要守着自己的“真性”，生活上只求衣食足，“道”可以适应任何地方，只要不以身为累，保持“玄虚”妙理就行；我对世事与心的态度，就象顺水漂舟一样，并不着力去逆水倒行；虽然身在“世网”中，但常怀“清静”之心，晚上与高僧同宿时都想不起要讨教处世的方法了；清静无为，一颗淡泊的“道心”在时光的流逝中寂然不动，没有什么事时便虚掩着门独自修心；在清幽喜人的环境中焚香打坐，静意“澄神”，“公门”中干的当然是常人中的事情，但修道之心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要心中不是执著于当官，就是喧闹的环境中也能以道心幽然静处；有时正在堆了一桌的案卷中忙碌着，偏有山寺里的僧人来访。他从静里来，我在闹中忙，但都可不离禅境。修道本来就讲“空”讲“无”，无失“无得”，就是“得鱼忘筌”也是多余的说法，并未全空；只要心中放得下来来去去的俗缘牵挂，所作所为就可与世间事和谐而不悖；心中虚空无物，自然澹泊无求，环境也变得安静，世俗的妄念也就消失了。在尘世间也一样能修道，人在世间的“迹”就象“车辙”一样，不能执著，但也用不着讨厌和回避。[14]

弃官与留仕的矛盾只是韦应物修炼中的磨难之一。任何一个修炼人都会遇到许多磨难，因为任何人都可能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造下许多业，在修炼中则要以磨难的形式来全部或者部份地偿还。其中最普遍、几乎人人都逃不过的就是“病业”。许多刚进入修炼的人都对治病很有兴趣或者看得很重，有些人甚至就是因为想治病才走入修炼的。而任何一种性命双修的修炼，其第一步也都是要净化修炼人的身体，为本体的转化打好基础。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使得治病(实为净化身体)在许多修炼法门中成为入门的第一步。韦应物壮年早衰，身体不好，初入道门时当然希望在身体上来个转变，而他也至少有过两次服食“灵药”治病的经历。

有一次，修道的朋友从高入云霄的“碧涧苍松”上采到了一些稀罕的“松英”，几个道人连夜制成五粒“松英丸”，早上派人给他送去。他在家中布置了“道场”，“斋戒”之后才服食“灵药”。服下后便“献诗代启”表示感谢，并盛赞其功效：自觉身心已经大变，不但从此不沾“荤膻”，而且对“人事”的看法都变了，连看到自己的官印都觉得是“与心违”的东西了；另一次是吃黄精。黄精是一味中药，药用其根，《神农本草》上列为上品，属于“久服轻身延年”的一类药。道人们在“西山”把黄精根子采回来，经过“九蒸九晒”后，于半夜子时开始以适当火候熬煮，煮得满屋“馨香”。韦应物服食后也是激动万分，觉得自己已非“俗士”，已经游心“物外”，并且希望最终“脱印绶”弃官修道，“永与天壤存”，修成得道。[15]从后来韦应物一生道心坚定的事实来看，这两次服食“灵药”即使没有他描述的那种戏剧性的奇效，至少也应有可见可感的明显效果。

但人一生的病业分属不同的层次，在很多修炼法门中都不能一次性地消除干净，身体已经在某一层次净化过的修炼人也可能在更高层次的净化中表现出“病业反应”来。韦应物也至少还遇到过一次比较大的“病业反应”。[16]

除了人人都可能遇到的病业以外，每一个修炼人自己特殊环境中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修炼中的磨难和关：到府上一个多月，每天从早到晚、象“理乱丝”一样地审阅和处理案卷；就连在山中独坐这种最闲静的时候，本来是极力排遣尘俗的思虑，尽量使心澄静、空无一境，但在常人生活中积下的俗念这时就容易冒出来干扰，由情生出来的愁绪一齐涌上来，那真是很难整治消除的；直到晚年在永定精舍时，有时还梦想着京城的生活。暂且租了二顷田，让家中年轻人边耕种边读书。眼睛已经不好使了，不大写作了，但空闲时间多了，在修心上却更精进了。[17]

修炼是很苦的，特别是在常人看来不但很苦，简直就没法坚持下去。但许多修炼人能够一生坚持下去，除了厌世离俗、追求完美的生命境界这颗宝贵的“道心”之外，修炼中的“乐”和古往今来其他修炼人的修炼事迹也是激励修炼者不断精进的强大力量。

对韦应物来说，归隐田园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乐趣：有时放下做官的事情，投身到田园耕耘的农家生活中去。早上太阳出来照着茅草房，田园生活培养人简单质朴的品行。虽然没有钱，酒还是有喝的。看到种植的庄稼都长得很好，高兴地仰起头来对着苍天感叹自然的慷慨施舍。与一般老百姓一起早出晚归，做事的风格与官衙里完全不一样。有时到南边涧水旁砍伐一些竹子，晚上从沣水东面回家来；卸任回家后，不用再担心俗世琐事的纠缠了。居住的地方也很偏僻，尽情地游玩嬉戏，用不着考虑时间的早晚。有时追逐野兔一直跑到山坡上，有时顺着“赤涧”一路捕鱼。意气风发时高歌一曲。经常把北面的窗户开一开，不至荒疏了诗歌等文墨方面的事情。[18]

韦应物在他的诗中记述了一些他看到或者听到的修炼故事，用以鼓励自己精进不懈地修炼。他亲自见过一个无名僧人，他称之为“上方僧”，就住在附近山上的“蓝溪寺”里。“上方僧”住在空无一人的林中山寺内，却从来不烧过夜火，有时一个人晚上到寒冷的泉边去汲泉水。他独自一人呆在“蓝溪寺”里，至今已有三十年没有下过山了。他记述了一个道人修道时，“灵贞”下来试他的道心，在他睡觉的地方用一根头发悬了一块千钧巨石。道人不惊不诧，一直在石下睡了十三年，最后终于成道。韦应物认为这是为了使后世弟子道心“精坚”。同一首诗中又说到三弟兄一起在深山里的茅草房中“读仙经”修道，仙人变为白鹿来引诱，两个弟弟忍不住去和鹿玩，哥哥独自坚持诵读，后来成道。那时两个弟弟仰天大哭，方知“一失毫厘”而丢掉了“千万年”难遇的机缘。这两个传说的情节都很简单，简单到有点象专给小孩子看的童话，但韦应物却郑重其事地用长达20句的七言诗记下来用以自励。是的，心里有“真”的人自然坚信其真，心里无“真”的人也就不认“真”了。韦应物用以自励的还有一些有名的神仙故事，其中包括“西王母”和“汉武帝”的故事。[19]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里说的“本性”还不是人的真正生命最原始的天性，而只是世世代代后天熏染、业力包裹和扭曲后而呈现出来的“人性”。但要改变它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了。要改变一个人的本性，真正地让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只有修炼才能做到。韦应物早年浪荡，行为不捡，甚至犯罪而不伏法，本性可算不好的了。但一当省悟、决心修炼，最终竟能拔地而起、成为后人尊崇的对象。特别是自宋代起，人们对他的品格评价甚高。他的两句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盛称“圣矣”，视为圣人之言。[20]

后人一直相传的是，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5]。他最后修为到了哪一步，我们无从考查。但他曾在一首诗中说自己已经名列“仙爵”[21]。从他的品格和为人来看，我们相信他说此话时绝非妄言，而是心中有数的。

参考资料

[1]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2] 施补华：《砚佣说诗》：“《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
[3] 沈德潜：《说诗啐语》：“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境。”；
[4] 白居易：《与元九书》；
[5] 《韦苏州集序》，卷首；(书名见最后)
[6]《逢杨开府》卷五；《温泉行》卷九；《骊山行》卷十；
[7] 《清都观答幼遐》：“荣名等粪土，携手随风翔。”卷五；《九日沣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人生不自省，营欲无终己”，卷二；《拟古诗十二首》(其三)：“世人不自悟，驰谢如惊飙”，卷一；《对芳樽》：“对芳樽，醉来百事何足论。遥见青山始一醒，欲着接离还复昏。”卷八；《萼绿华歌》：“有一人兮升紫霞，……鼓角萧条兮驾龙车，世淫浊兮不可降。”卷九；
[8] 《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书怀寄顾八处士》：“别从仙客求方法，曾到僧家问苦空。”卷二；《雨夜宿清都观》，《起度律师同居东斋院》：“释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讽道言。”卷七；
[9]《中严家令》：“聊披道书暇，还此听松风。”《春日郊居寄万年吉少府中孚三原少府伟夏候校书审》：“独饮涧中水，吟咏老氏书。”卷二；《答李(?)三首》(其三)：“林中观易罢，溪上对鸥闲。”《答崔都水》：“深夜竹庭学，孤灯案上书。不遇无为化，谁复得闲居。”卷五；《县斋》：“即事玩文墨，抱冲披道经。”《郡中西斋》：“清觞养真气，玉书示道流。”卷八；
[10]《善福精舍示诸生》：“方以玄默处，岂为名迹侵。法妙不知归，独此抱冲襟。”卷二；《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诸境一已寂，了将身世浮。”《善福精舍答韩司录清都观会宴见忆》：“弱志厌众纷，抱素寄精庐。皦皦仰时彦，闷闷独为愚。…无为便高翔，邈矣不可迂。”卷五；
[11]《善福精舍示诸生》：“斋舍无余物，陶器与单衾。”卷二；《闲居寄端及重阳》：“闲居寥落生高兴，无事风尘独不归。”卷三；《南园陪王卿游瞩》：“形迹虽拘检，世事淡无心。”《游西山》：“所爱唯山水，到此即淹留。”《东郊》：“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秋郊作》：“登原忻时稼，采菊行故墟。方愿沮溺耦，淡泊守田庐。”卷七；《郊居言志》：“但要樽中物，余事岂相关。……唯当岁丰熟，闾里一欢颜。”卷八；
[12] 《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独往虽暂适，多累终见牵。方思结茅地，归息期暮年。”《书怀寄顾八处士》：“未能即便修官去，惭愧南山采药翁。”卷二；《岁日寄京城诸季端武等》：“闲将酒为偶，默以道自诠。……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卷三；《李博士弟……聊以为答》：“初夏息众缘，双林对禅客。……山水心所娱，如何更朝夕。”《答冯鲁秀才》：“……仿佛谢尘迹，逍遥舒道心。顾我腰间绶，端为华发侵。”卷五；《雨夜宿清都观》：“适悟委前忘，清言怡道心。岂恋腰间绶，如役笼中禽。”卷七；
[13]《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淮上即事寄广陵亲故》，《经少林精舍寄都邑亲友》：“鸣钟生道心，暮磬空云烟。”卷二；《赋得暮雨送李胃》，卷四；《烟际钟》，卷八；
[14]《寄冯着》：“偃仰遂真性，所求唯斗储。…吾道亦自适，退身保玄虚。”《自巩 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县内闲居赠温公》：“虽居世网常清净，夜对高僧无一言。”《寓居沣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道心淡泊对流水，生事萧疏空掩门。”卷二；《晓坐西斋》“盥 漱忻景清，焚香澄神虑。公门自常事，道心宁异处。”卷八；《答畅参军》：“偶宦心非累，处喧道自幽。”拾遗；《赠琮公》：“山僧一相访，吏案正盈前。出处似殊致，喧静两皆禅。暮春华池宴，清夜高斋眠。此道本无得，宁复有忘筌。” 《寄恒璨》：“心绝去来缘，迹顺人间事。”卷三；《同元锡题琅琊寺》：“情虚澹泊生，境寂尘妄灭。经世岂非道，无为厌车辙。”卷七；
[15]《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欣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卷二；《饵黄精》，卷八；
[16]《郡斋卧疾绝句》：“香炉宿火灭，兰灯宵影微。秋斋独卧病，谁与覆寒衣。”卷八；
[17]《始至郡》：“到郡方逾月，终朝理乱丝。”卷八；《夏日》：“……独坐山中静。悟澹将遣虑，学空无遗境。积俗易为侵，愁来复难整。”卷六；《寓居永定精舍》：“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聊租二顷田，方课子弟耕。眼暗文字废， 身闲道心精。”卷八；
[18]《答畅校书当》：“偶然弃官去，投迹在田中。日出照茅屋，田园养愚蒙。虽云无一资，樽酌会不空。且忻百谷成，仰叹造化功。出入与民伍，作事靡不同。时伐南涧竹，夜还沣水东。”卷五；《野居》：“今得罢守归，幸无世欲患。栖止且偏僻，嬉游无早晏。逐兔上坡冈，捕鱼缘赤涧。高歌意气在……。时启北窗扉，岂将文墨间。”《幽居》，卷八；
[19]《上方僧》：“见月出东山，上方高处禅。空林无宿火，独夜汲寒泉。不下蓝溪寺，今来三十年。”卷八；《学仙》：“昔有道士求神仙，灵贞下试心确然。千钧巨石一发悬，卧之石下十三年。存道忘身一试过，名奏玉皇乃升天。云气冉冉渐不见，留与弟子但精坚。……古来三人皆弟兄，结茅深山读仙经。……仙人变化为白鹿，二弟玩之兄诵读。读多七过可乞言，为子心精得神仙。可怜二弟仰天哭，一失毫厘千万年。”《王母歌》，《马明生遇神女歌》，《宝观主白鸲鹆歌》，卷九；《汉武帝杂歌》，卷十；
[20]《寄李儋元锡》，卷三；
[21]《和吴舍人早春归沐西亭言志》：“名虽列仙爵，心已遣尘机。”卷五；
本文所引诗文，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可参《韦苏州集》，王云五主编“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台湾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五十七年九月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