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和其他地区的同修保持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系，到他们炼功点炼功，支援他们的活动。但我对其深层的涵义并不理解。我总是权衡，我的路费是否够，是否值得去一趟。我总是担心我帮助了别人，就没时间做我自己的事了。每次我帮其他同修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我这段时间又忽略了我的那些媒体、政治家，我没关心好我的“环境”、我的“领域”。我甚至批评那些帮我的同修，他们应该先把他们自己的家、自己的城市或自己的国家做好，然后再做其他的事。

如果哪里出了问题我常常想，同修没修好，所以环境这么糟。同时我的环境总是很和谐，我就想，我比其他同修修得快得多，我的环境总是这么好，我还得等待其他跟不上正法进程的人。我从来没想过这正是需要我帮助的地方。

另一方面我愈来愈觉得我的思想有些不对劲。我反复看书，师父要求我们成为一个整体，他称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并告诉我们，我们就象功的一个个小粒子，在华盛顿讲法上，师父说“你们是个整体，就象师父的功。”

我尝试把自己从自以为是的高处移下来，开始愈来愈多地参加集体活动，和其他人交流、更多地和他们在一起，最终真正成为这种助师正法的功。可是我只是理性上认识了而没有深入内心。如果同修询问得多了，比如需要修改文章，我就又担心起来了，怕我的政治家受影响，或我给家庭的时间太少。如果我总是被打搅，我怎么能象一个伟大的神那样圆满我自己的世界呢？这就象一个我无法突破的怪圈。

可是我决心要突破它、我要精进、要达到师父的要求、跟上正法进程。所以我和其他同修发起了营救熊伟的明信片活动，我负责很多协调工作，问题来自四面八方，什么时候出来、多少钱、什么样？一切都乱糟糟的，一连几天我都在分发明信片和传单，不能做其他大法的事。一开始我觉得是邪恶的破坏，让我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以致不能做“重要”的大法工作。后来我悟到，其实我们具体做什么并不重要，这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这种想法是在人世中一直深入我们骨髓的观念。常人总是想，人得发挥他的能力，从孩童始人们就注意一个孩子有什么天赋，应该如何尽可能发挥。

这种观念象一个坚硬的壳包着我使我固守其中。现在我觉得非常轻松，充满力量。我感觉更接近宇宙真善忍的特性了。后来我学习《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师父说：“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

我试着愈来愈把自己和其他同修看作是神，而且都管理着天体，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大愿，都肩负着伟大的正法使命。师父说：“其实你们知道吗，那些大觉者呀，他们在天上有很多事情也是要互相协调、商量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我这样理解：我们都在救度自己天体里的众生，同时助师正法，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合作。“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地默默地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

我认识到，我把我的活动摆到前面，只想把我的城市地区的事搞好，这已形成我的一个强大执著，它象一堵墙把我和其他大法学员分开，使我们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功。我只注重我的政治家、媒体、我的炼功点、我的环境，我把这些做好了就开始等其他人，等他们也达到这个标准。终于我发现原来别人在等我走上来，一起搞活动，象一个粒子一样溶于功中。做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自己想找什么活动做，怎样做。师父说：“被救度者怎么能选择自己怎么样被救度呢？掉到水里了，人要救他，他却说：你不能够直接用手救我，你得用一只我喜欢的船来救我。那怎么能行呢？“（《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

我认识到参加集体活动的重要性，比如在中使领馆前发正念。对我来说这不再是那些有使领馆的城市的弟子的事情，因为邪恶聚集在那里，而不在我所在的城市。那里才更需要我尽我的一份力。所以我上周末去了慕尼黑领馆前发正念。我感觉很好，好象慕尼黑的众神对我呼喊：“来这里帮忙，我们有重要事情要做。我们需要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