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4.25前后，炼功点来了许多奇怪的学功者，他们没有表情，只是跟着学动作，注意着是谁在教功，打听着在谁家里学法。我只是觉得他们和一般的学功者不一样，也没多想。因为大法是公开的，谁想来学都行。炼功点也好，辅导站也好，全都是光明磊落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全是便衣。

功友们甚至为他们能来了解大法而感到高兴，因为不管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走近大法，都是他们一个难得的机缘。师父曾说：“你只要走进来了，我都把你当作一个人，只是工作不同而已，哪怕你是特务，你都有人心在，我都把你当作一个普通人看，我不看你的工作。人类社会的一切工作那都是常人的工作而已。你能进得来，你能听到我在这里讲法，特别是你听到佛法，这不就是缘吗？希望你们能珍惜。”（《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第20页）这是何等慈悲、宽厚的胸怀！善与恶的对比一定是鲜明的。

对法轮功的打压由7.20正式开始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魔难，我感到正常的修炼思维一下子被打乱了，但是对师父、对大法我从未有过怀疑，那种对宇宙真理的正信似乎发自我生命的本源，坚不可摧。和功友们讨论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魔难，有的功友觉得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我的本性告诉我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师尊的安排决不会是这样的，一定是被什么破坏了，可我说不出来是什么。我苦苦思索着应该怎样对待这场魔难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没有新经文，一切都要靠自己悟。

和功友们交流很必要，因为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大家互相切磋，互相鼓励，对共同提高很有帮助。

随着刽子手江XX对法轮功诬陷的升级，法轮功学员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许多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大学的优秀教授、中学的优秀老师、学校的三好学生只因行使宪法规定的上访权向国家反映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便被打、被关或送进了劳教所和精神病院，陆续传来了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消息，我的心越来越沉重。

在那段日子里，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一想到被迫害致死的功友和在牢狱里因坚持真理而受苦受难的同修，总是禁不住泪水涟涟。我告诉自己，我可以流泪，可以忍受，但我决不会向邪恶低头。我做好了心理准备，无论自己会遇到什么，坚修大法的心谁也休想动。在那段日子里，我思想中的一念非常清晰，无论多么艰难，我都没有权利考虑自己，我只能想着大法。

我的住所早已被严严实实地看起来了，而且24小时有人值班。每一次去和功友们交流，摆脱身后的跟踪就象是经历一场战斗。有时觉得很累。我曾告诉了几个功友自己的处境，但我发现会给大家也带来压力。当时种种的因素让我觉得还是不提及为好，于是我决定不说了，自己承受。我知道这种情况除了我自身的业力外一定还有别的因素，但不管是什么，邪恶休想动得了我。

连着几天，警车就停在家门口。我去商场买东西，几个便衣也跟着进去，并不时观察周围的“情况”。我去理发店理发，便衣便坐在那里，对进出的人虎视眈眈。甚至打公共电话，便衣也会站在身边听。……。在这种情形下，我顶着各种压力，依然做着我能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涌上来的人心，但一想到师父为众弟子吃的苦时，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人心打掉。

有一次和国外的功友联系，电话刚打通，三个便衣已经把我围在了中间，我的心没有动，我从来都不认为他们能动得了我。我静静地听着国外功友在讲。讲完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看着那三个便衣，沉默了一会告诉他“没有了”便挂了电话，当我转身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心中久久地回荡着一句话：“我们非常想念师父。”我感到自己的眼泪在往外涌，想到身后的便衣还在跟着，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得了大法弟子的眼泪呢？也许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大法弟子眼泪里的内涵。想到这，我便忍住泪水，面带坦荡的微笑。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我都深深地为自己能修大法而感到无比的幸福和骄傲。

有一些功友因去北京上访被劳教，警察特地跑来告诉我说某某和某某已被送去劳教了，还有哪儿的某某也送去了，言下之意我要是再去北京也会这样。我对特地跑来告诉我的警察头目说：“宪法中任何一条都没有说我不能去北京。”他一听，气汹汹地说：“你要再去就马上送劳教。”我平静地回答：“我遵守的是法律，不是你的‘口头传达’，你要是认为你说的是法律，那就请白纸黑字公告天下吧。”当时他一下子不说话了。我问他：“你们把这些好人送去劳教，你这当警察的觉得光荣吗？你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吗？”他说“这跟良心没有关系”，我又问他：“跟良心都没有关系了，那跟什么才有关系呢？”他支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来，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当和功友交流提到该如何对待劳教，那时有些功友觉得为了护法，被送去劳教也没有什么。我悟到的是谁也休想送我去劳教，大法弟子凭什么被送去劳教？有那么多的事等着大法弟子去做，为什么要认同被送去劳教？即使被抓到我也会用一切办法走出来。当功友问我是不是怕劳教，我说不是怕，我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法的事，凭什么要被送去劳教？功友问我如果真的送我去劳教怎么办，我说除非抬着我的尸体去。当时有的功友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当派出所和单位想给我办洗脑班时因遭到我的强力抵制而流产，恶警们认为别的炼功人他们都办了洗脑班了，怎么我这就不行？他们让我的家人告诉我要给我办洗脑班，我告诉家人：“门儿都没有。”单位领导和警察都觉得我太硬了，不好对付，当我正视着他们，一字一顿地告诉他们：“洗脑班是违法的，我决不去；我的家人也决不会答应。由此而引发的一切后果你们自己去负。”他们从我的眼中读到是神圣不可侵犯，竟然一下子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从此再也没有对我提过什么洗脑班。有的功友觉得我没做到善，不接受师父的安排。经过思考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悟错，师父怎么可能安排自己的弟子参加诽谤大法的洗脑班呢？！这是绝不可能的。而且我悟到大法虽不参与政治，但一个政党对大法敢如此的迫害，那么这个政党在历史上该划句号了。

那时许多常人因受到政府不实的宣传对大法产生误解，并对大法弟子去北京不理解，我悟到应该向世人讲清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实情况，但那时大多数功友觉得进京护法第一位，觉得我的想法不太妥。那段时间我经常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孤独，为什么自己悟的总和别人不一样呢？是不是自己悟错了？经过思考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悟错，我知道向世人讲清真相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还悟到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功友会从不该关押他们的地方堂堂正正地走出来。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是最正的，凭什么被关押？！那时正值99年底。有时真的觉得苦，并不是因为自己所吃的苦而苦，而是悟到了应该这样做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却没有办法去做。

我总是被警察不惜血本地严密地看着。当时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我强烈地感受到了来自另外空间的疯狂干扰，虽然我看不见，但我凭着对大法的坚信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它们，每一次都仿佛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我的感受就象看见了一样的真实和清晰。

随着对法理认识的深入，我开始思考如何冲出这种“包围”。通过学法，我更加明白了肉眼所看到的其实都是假象，只有坚信大法才能不被假象所带动，这种坚信绝不仅仅是停于字面上，而是将整个的生命溶在法中连一丝缝隙都找不到的一种绝对的坚信；而且无论感觉到什么，思想必须坚实地扎在法上不摇摆，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法弟子。

有一次功友约我去交流，到了定好交流的那一天我有些犹豫了，一想到摆脱跟踪的辛苦，一想到与另外空间干扰的苦斗，竟然有点不想去了，我意识到自己的人心正在往出翻。这时，我想到了伟大的师父，想到了监狱里的同修，于是，我问自己：去为了什么？不去又为了什么？我发现了自己的自私和怕心。我应约前往。但是在走前，我拿了一个小袋子装上洗漱用具便出门了。交流完后，我和另一位功友一起走在一条大街上，说来也怪，大街上竟然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和这位同修。这时他注意到我手上提着的小袋子，便问我拿着什么，我说是一些洗漱用具，他看着我突然大笑起来，他的笑声在整条街上回荡，他这一笑把我笑明白了，是呀，我为什么要带上洗漱用具呢？不就是潜意识中还在想着预防万一被抓好有点准备吗？为什么我要想着自己会被抓呢？自己也知道谁说了都不算，师父说了算，可为什么在遇事时还会被人心所带动呢？还不是因为自己对法理没有达到24K金般的正悟吗？想到这里，我也笑了起来。

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一个公园里走着，我突然看见了师父，师父正在炼功，接着我又看见不远处有一群相貌凶狠、穿着制服的人，它们要害师父，我当时吃了一惊，我突然想起来这个公园是大家经常在一起炼功的地方，于是我赶紧跑到炼功地点想找到功友们，果然我看到了远处的功友们，于是我一边跑着一边向他们喊着“师父在那边，快去保护师父。”大家听到了我的喊声，有的开始跑过来，于是我又回头向师父身边跑，我边跑边想着谁也休想害我师父，这时我醒了。我翻开放在床头的《转法轮》，看着师父的像，突然间我听到一声震撼我全部生命的呼唤，仿佛就象是自己真正的母亲正在向我伸出双手：“来！溶在法中！”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一个不是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释迦牟尼和耶稣所遭受的迫害，我震惊了，也更加清醒了，尤其是当听到彼得三次不认主时我流泪了，我悟到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事，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能不能坚定的走到底全靠自己。

我的环境越来越艰难，能见到的功友越来越少。当我出门时，跟着我的便衣的数目也在增加。但我坚修大法的意志却越来越坚不可摧，我经常感到自己悟法理时在飞快地往上升华着，当自己溶在法中时常常会忘记了一切。有一次，我思考着如何才是真正的放下生死，我感受到自己的元神飞快地往上突破着，我不受任何干扰地思考着，仿佛自己的身体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思维正在无限地扩大着。

有一天我去派出所办事，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满屋的警察齐刷刷地抬起头看着我。他们当中有想要让我放弃炼功而被我问的无话可说的；也有亲眼看到我──一个大法弟子因工作出色而获得的一大堆荣誉证书的。我很坦然地看着他们，一身正气。因为我一直坚修大法，受到了许多的刁难。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放弃自己应享有的正当权利。我据理力争，摆宪法的明文条款，讲法律中的规定，决不向不正的东西妥协，在大法赋予我的正念面前，派出所帮我办完了我要办的事。

和功友见面变得越来越难，但尽管这样，该见面时还得见面。有一天，和两个功友约好在一家大商场见面，我们刚见面不到五分钟，呼啦啦地一下来了二十几名便衣，于是我们决定一边逛商场，一边交流，便衣们也兵分几路，有“负责”跟着我们的，有“负责”把守主要通道的，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交流完了，一个功友先走了，我和另一名功友悠闲地逛着商场，有说有笑的，对跟在身后的便衣视而不见。在整个过程中，我的心非常平静，从来都没想过他们能把我们怎么地，人怎么可能动得了神呢？！心在法中，念在法中，“大道无敌天地行”（《洪吟》“太极”）。

我经常会感到来自另外空间的邪恶的干扰，虽然我看不见，但当我的思想往上冲时，要不停地灭掉围上来的一批又一批败物；而且灭掉一批又围上来一批。那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我感到那些魔难象是被浓缩了的。我不仅要抵御另外空间的袭击，还要面对这边的麻烦，有时我感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被耗尽了，已经到了极限。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问自己难道真的不行了吗？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曾经讲过，大觉者的一念可以造出一层天来。要成就那样一个伟大的境界，一定会付出一番心血的。这么大的法，根本就不存在不行的问题，只看自己如何坚定地往上修。想到这，我坦然了，仿佛一切苦难都变得渺小了。瞬间，我所有的一切都被大法铸造的坚不可摧。

功友几乎根本就不能来我的住处。有一次一个功友刚打来电话说来看看我，十分钟不到，警察就在门外叫门了，当时功友还没到。我在屋里，心里很平静，根本就不理会屋外的警察。做为一个公民，我享有合法的权利，警察能随便骚扰吗？屋外警察叫了一会儿，没见我理他，他自己也觉得理亏，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功友来了，我们交流完了，功友顺利地走了。

还有一次，两个功友刚来，五分钟不到，警察又来了，又是恐吓，又是审问，我毫不客气地质问他们有什么资格这样做，谁给了他们权力这样做。把法律依据拿出来，把宪法中的明文条款摆出来讲一讲到底凭着哪一条。我的声音特别大，吓得他们要把门关上，说是怕影响别人。可见，违法逆行的警察是多么心虚！领头的警察说他书读的不如我多，说不过我，反正是上边规定的。我说先不说这规定合不合法，拿出来看看。他说是口头传达的。我说你是当警察的，什么叫法律还不清楚吗？他们说不出话了，当时就蔫了一半；于是提出要搜查，我毫不客气地回答，真是笑话，你想搜查就搜查，你当我家是市场吗？领头的警察见我一身正气，吓又吓不倒，唬也唬不住，自己象干了一件心虚的事似的所有的底气一下子都没了，一下子就软了，说只要看一看就行了。我仍拒绝配合。两个功友就在里屋坐着，我的思想中没有怕的概念，只有一念：你们什么也看不见。其中一个警察向里屋走去，我心想：你进不去。果真，这个警察站在通向里屋的门口，没进去。警察在我家里折腾了一会儿便走了。整个过程中我的思想全是大法的威严，害怕的决不会是我，而应该是这些违法的警察。我想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抵制警察的胡作非为，它们也就没有市场了。

某一天，有许多功友一起在外炼功，想以此方式向政府表达心声。因为上访诉冤情不给上，还要往给上亿人带来健康身体的法轮功头上扣脏帽子，还不让真正炼法轮功而受益的群众说话，给逼得只有在外炼功来表达心声了。当我赶到时，看到的是功友们正被一辆辆警车装满后拉走。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我心痛功友就这么被抓走了。我强忍着泪水，决定第二天就去北京，再次为大法讨个公道。

为了摆脱身后24小时“形影不离”的尾巴，我一进火车站便一刻也不停留，哪趟列车先开便上哪趟车。就这样，我登上了一列开往A市的火车离开了本市，开始了进京护法的一段艰难的历程。

车到了B市，我去换车，但那天晚上就是没有北上的列车，全是往南开的。我不得不停留一晚，等第二天早上再走。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于是买了几份报纸铺在地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当我去买车票时，我发现我又被跟上了。当时我真的想不明白怎么会这么快就跟上来了。我当时只有一念，一定要到天安门去证实大法。于是，我又登上了开住C市的火车。在火车上，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我的思想飞快的思索着如何摆脱“尾巴”。

我想我是大法弟子，什么东西也休想阻挡我。每当列车停站时，我都会看到“尾巴”与当地的公安便衣站在站台上，不时地对靠近我所在的那截车厢的人上下打量，还不时地互相商量着什么。我没有怕的概念，只想着如何能走上天安门。

当我去洗手间时，会有便衣在外守着。当我看到镜子里的我时，竟然吃了一惊，仿佛我早已忘却了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记得自己还带着身体似的。仅三天的时间我瘦了许多，但双眼却充满神彩。当我坦然直视坐在对面的几个便衣时，他们反而显的局促不安，非常的心虚，根本就不敢正眼看我。后来干脆就坐到一边去了，不敢再靠近我。每当我倒车、换车时，他们总是想尽各种卑劣的办法来为难我，但每一次都被我化开了。当他们恼羞成怒地冲着我过来时，只要我用大法修出的威严毫不畏惧地正视他们一眼，他们便象泄了气了皮球一样退到一边去了。

在这个孤身斗群魔的过程中，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时刻，我都从未有过一丝的怕念。我经常感到自己高大无比。那些“尾巴”们也想不明白，怎么他们这么多人咋就动不了我呢？！

当火车到了D市时，我换了卧铺，想好好睡上一觉。几天下来的较量中，我感到源源不断的智慧从法中来。我静静地看着这些“尾巴”也在绞尽脑汁地想使招，就象仿佛看着一群蚂蚁在商量着如何能移走一座泰山一样的好笑。

我在E市下了车，当我走出火车站时，真让我吃了一惊，我又看到等在门口的几个老“尾巴”。我突然明白他们之所以一直不好抓我，一是因为我一直没有买直达北京的票（凡买去北京的票一要单位证明，二要检索身份证，二者缺一不可）；二是以为我会和其他市的功友联系。所以不惜人力、物力地跟着我，好能“一网打尽”。有一点要提一下，我一直未让跟踪我的便衣察觉我发现自己被跟踪，在他们眼里，我不过是个文弱书生罢了。所以我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当有的便衣第一次看到我时的吃惊神情，他们也弄不懂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是怎么成了“名人”的。

火车在D市停了，我下车出站，顺便买点乾粮。站台的地下通道人不是很多，我一阵子小跑，我听到身后也有人在跟着我跑，我回过头，看到那几个“尾巴”的表情很紧张，好像怕我飞了似的。其中一个冲到我前面去了，并且一边跑一边打手机。他们见我回头，马上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知道如果我来个飞跑，他们也不会闲着。我想大法弟子堂堂正正，一正压百邪，当时就一念：邪恶靠不近我。果然，他们只是远远地跟着，谁都不敢往我跟前凑。

我知道D市在打压前有很多人在学大法，我真想找一找功友，与功友们好好交流一下。但一想到自己带着“尾巴”，又不愿给功友们带来压力。这时，一种莫名的孤单生了出来，我知道这也是人心，于是加强主意识，排斥所有干扰我的人心。我感到自己的意志被大法不停地加持着。我一想到自己将要走上天安门，为大法讨个公道，这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情，我的内心涌出阵阵的幸福，这种幸福完全来自于对宇宙真理的正信。

我买好干粮，看了看表，离火车开还有40多分钟。这时我看见旁边有一家乐器店，于是走进去看一看。店里卖的乐器种类很多，我看见一把名牌小号吉他，价格很便宜，于是没多想就买了下来，带着它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我换了卧辅，“尾巴”们也各就各位了。我思考着如何能让这些“尾巴”正确认识大法，正确对待大法弟子。我调好了吉他的弦，唱起了自己作的一首歌颂美好的歌。悠扬的旋律从我的手尖流出，动听的歌声飞向四周。我不执著歌曲表面的旋律，但我知道大法弟子纯净的心与歌声会感动周围的人。我唱了一首又一首。渐渐地，这些“尾巴”的表情由凶狠变得紧张，由紧张变得缓和，又由缓和变得露出微笑，竖着耳朵听我唱。几首歌唱完后，我停下来休息。邻铺的一个“尾巴”情不自禁地哼唱着我刚才唱过的旋律，好像已经忘记了他的任务。

夜里，手机铃声把我吵醒了，尽管他的声音压的很低，但我还是听的很清楚：“我们也不好办，人家也没做坏事，不能随便抓人。”我真的感到很欣慰，希望他能保住自己的善念。

我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城市，跟着我的“尾巴”换了一批又一批，他们当中大多数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紧紧“看着”我。当他们接触到我的眼神时，有些人真的会被我从大法中修出的善所感动，所震撼。

记得火车到某市停下时，我一下子站起来看到哪儿了，隔坐的几个“尾巴”也一下子都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当他们发觉我并没有下车的意思时又全都坐了下来。这时我看到他们中有一个望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同情，我看了他一眼，眼中充满着大法的善。这时他低下头，能看出他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的确，千里迢迢，这么兴师动众地跟着一个文弱书生，原因仅仅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江氏那荒唐而变态的逻辑，把多少警察变成了它自己手中打人的棍子？！又把多少警察变成了杀人凶手？！

当火车到I市时，我决定不乘火车了，改乘长途汽车。离北京的距离在缩短着，我思考着如何才能摆脱掉身后的“尾巴”。

前面的路似乎总是充满了艰险，有些时候看起来真有点感到自己插翅难飞。这一路上，我的思想中总是会翻出“我能到达北京吗？”类似的问话，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对自己说：“能，一定能。”每一次我都坚定地对自己说：“我的路是由师父安排的，只有师父说了算。”

无论眼前是什么环境，我都凭着对大法的坚信一次又一次地排除了干扰，一关又一关地往前冲着。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我真正地体会到了师父传法的艰辛。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明白了怎样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我就是这样凭着对大法的正信，对师父的正信，一步步地向北京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