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作为其中一名大法弟子被恶警以直接下指标的形式，通过欺骗的手段，以非法的程序送到了湖南省株洲白马垅女子劳教所，身在白马垅后方知自己被送了劳教，而自己的亲人也是几天后，通过多方打听才得知消息的。

到白马垅后，首先下到七一大大队，由于自己对劳教人员身份的质疑，在点名时没有答“到”，被认为是“不听话分子” ，恶警害怕我的行为鼓舞其他同修，马上第二天一早就将我送到了戒毒大队二大队的三中队，和吸毒劳教人员关押在一起，同时又对我特派了两名“夹控”人员日夜监视言行，不让炼功、学法。由于我始终不承认自己劳教人员身分，认为自己为宇宙真理、为正义、为争取信仰的自由而合法上访，这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故并不认为自己做了任何违法乱纪之事，因此吃了不少苦头。点名从不答“到”，更谈不上思想“转化”，所以每次点名就被“夹控”和周围劳教人员强行按在地上，时时挨管教的辱骂、拳脚，有时还罚站一天，到后来管教见无计可施就开始给我上铐，那时正值深冬腊月，天寒地冻，北风萧飒，他们将我和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的双手铐在高处，只脚尖点地，放在风口上吹北风，从早铐到晚，有时铐到深夜一点多钟，全身都冻木了，铐印深深地嵌入了皮肉，皮肤也磨破了。

为了加大折磨的力度，还招来男特警，将我们当作活靶子一样练拳脚，就这样连续上铐二十一天，也没能使我们屈服，期间，我们还时时向劳教人员讲清大法的真相，被迫害的真相，致使大多数劳教人员深深地感动了，许多都为我们偷偷地落泪、抱不平，“夹控”也改变了以往的态度，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同情和理解，而处在我们同一大队楼上五中队的大法弟子也经受了许多惨无人道的迫害，多名男特警将数名大法弟子拖至禁闭室用电棍击打整整持续一上午，甚至有流氓男特警用电棍电击女大法弟子下身敏感部位，手段极为残忍，这些大法弟子被打得全身无一处好肉，青红紫绿，脸上也是肿的，益阳籍大法弟子胡玉辉受刑太过不支，被送劳教所医院，很久以后才恢复，此大法弟子以往在绝食反迫害三十一天期间，基本都是上铐罚站，在她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过。

两个月后，劳教所见我们如此坚强不屈，就将我们所在大队的十来名法轮功学员送到迫害最严酷的“严管队”七三队，进去后的第一步就是给我们“下马威”，抓出他们认为最不顺服的几名开始施刑，我和胡玉辉被挑了出来，三、四名男特警将我按在地上同时用几根电棍电击，电的全是人体穴位，最难受的部位，如：手上虎口、脚底涌泉、嘴、手臂弯、膝盖弯等处，边电击边发出狞笑，还互相比谁电得厉害、最有效果，行径与兽类无异，我们身体被电得发出了糊味，如此，他们还觉得不过瘾，又挥舞电棍死命的殴打，打了又电，几次反复竟导致人站立不起。另一边的胡玉辉被折磨得更狠，恶警折磨我一、两个小时停止后，她那边仍在继续遭受折磨，后来他们还不甘心，又将她吊起，放到另一个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队，边打边强行叫其他大法弟子看，以示威胁，如此近一天。

之后不久，胡玉辉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绝食反迫害。我被送回监室之后，听到对其他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仍在继续，电棍发出的“啪、啪”声和受刑者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以后每天恶警逼迫我们做的事就是长时间坐小板凳，目的是要我们屈服。小板凳长仅二十来公分，非常窄，坐时身体必须挺直、双手放在膝上一动也不许动，从早坐到晚，除了吃饭、休息，其难受程度可想而知，几乎每个人都有各种酸痛感觉和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产生的一些不良反应：人人臀部都生了厚厚的硬块。平时嘴不能动一下，一动就说你念经文，休息时，不准许和其他大法弟子随意说话，只能各自坐在床上，不能越雷池半步。面对这种非人的迫害，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向所有人证实修炼是无罪的，证实师父和大法弟子的伟大，江氏集团破坏人权、破坏信仰自由的行为是有罪的，然而这一切得到的却是更加无休止的残害。

郴州59岁大法弟子雷保良多次站出来证实大法，指问他们的罪行，以及学法炼功，被他们无情打击：用手铐铐在床边，将其身体强行塞入床底，用电棍的高档位长时间电击，腿上的皮肤大片大片掀起，打得全身伤痕累累，长时间罚站不准回房。此大法弟子曾在生产队时因拒戴劳教人员符号，被反绑双手，强行在胸前挂大铁黑牌子，在绝食很长时间的情况下仍强制上山劳动、关禁闭（禁闭室为一米宽、一人来长的小黑屋，里面只有一块插在墙上的一人宽的窄窄的水泥板，厕所就在床边，无自来水，长年肮脏潮湿，恶臭无比，冬天一洼水，夏天一屋蚊）；这次转到七三队前不久因反迫害才绝完食，身体极度虚弱，未曾得到任何照料，迫害一丝一毫都没有放松。郴州31岁的王福花因不适应长时间端坐，身体偶尔动了一动或眯一下眼就被责骂，如张口解释就被提出去罚站，有时甚至用电棍击打；周新莲（50多岁）被她们说是最多嘴的，也是时常提出来罚站、电击嘴等部位；长沙的舒碧兰（50多岁）是最后转到这个房的，转到这儿的原因是晚上吃面时管教看不惯，将面抢走倒掉，并指使几名男特警用电棍击打，而她不让打，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才调到这儿来的，来时一只眼睛被打伤，眼球红肿，视力受损，头部疼痛，腿脚也不灵便，由于是这种情况，来后更是被这些管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时时揪出来罚站、电击，有事无事找碴。

出于对这种极不人道的迫害的反对，我们开始集体绝食，面对我们的绝食，这些披着人皮的管教，不是怎样想法解决，找自己的原因，表现出来是更加的恶毒、残忍、强行灌食，更有甚者由男特警手执电棍电击嘴部逼迫进食，王福花等就是其中一个，隔壁房（此队共4房，约30人）一大法弟子嘴唇被电棍电得青紫肿胀，非常吓人，连吃饭，说话都非常困难；益阳沅江50多岁的曹静珍曾经因拒绝屈服被关禁闭，同时又被几名男特警拳打脚踢至三根肋骨折断，胃被打穿，从这以后就一直不能正常进食，吃什么吐什么，痛苦得彻夜不能眠，原本高大、强壮的农村妇女，一下瘦得仅剩下几根骨头，而转到此队后，被认为是“绝食”、装假，恶警给其强行插胃管灌食，几个月后被医院定为无药可救，送回当地，后又因出来证实大法被抓，2001年12月不幸被迫害致死于沅江看守所。我记得她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死也不「转化」”。非常了不起！这些管教她们不但自己直接迫害还指使在押劳教人员迫害大法弟子，专门抽调文艺队的劳教人员当值班员，夹控大法弟子，本应受劳教的劳教人员俨然成了管制大法弟子的“干部”，严厉控制着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吃喝拉撒，并对一切予以详细记录，以通过打小报告、打人等“表现”减少教期，少则每月减三天、五天，多则十天半个月，最多的达一、二个月，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中间也有一些有正义感，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可以说在此的每个大法弟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就算这样也没能使这个队的一个大法弟子“转化”，因为“强制改变不了人心”。

邪恶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将此队解散了。我和其他十四名大法弟子被送到了“转化中队”，这里被白马垅视为“功绩” 的，实际上，是从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接过来的一套整人的办法。大法弟子来后被送到一个个房间里，住的全是因各种原因“转化”的背叛者，每房约二十人，但只有一、两个未“转化”的大法弟子，未“转化”的大法弟子一旦到了这里，便不让你有喘息的机会；让你端坐于一小板凳上，一圈圈围着你，日夜轰炸，对着你念所谓的“揭批”的书，在干部的指使下，全队的“转化精英们”轮番上阵，参与者个个是时而面目狰狞，时而伪善安抚，时而发出扭曲、变态的狂笑，真是花样百出，不仅用嘴，还连掐带打，又捆又绑，不弄得遍体鳞伤、神魂颠倒不算数：衡阳60岁的颜同修（不知名），口里被堵上沾了尿液的抹布，阻止她说话；文小平（40岁左右）被日夜绑在床上不准其上厕所，大小便全拉在身上；故意将饭盒装上屎尿倒掉后，又盛饭给常德桃源32岁的陈银兰吃，还用小板凳狠击其头部，曰“开窍”；郴州59岁雷保良经常被全屋人按在地上又踢又踹，度过了难挨的二十一天……诸如此类，道之不尽。

在如此精神高压迫害下，一般常人是很难承受得了的，说不定就精神崩溃了。由于面对她们的邪恶表演我丝毫不动心，她们就不让我出门上厕所，只准在房间里当着她们的面大小便、洗澡等，面对精神、肉体的双重迫害，我又一次以“绝食”抗争，抱定“死也不转化”的坚定正念，不久邪恶者们看到“转化”无望只得将我调走了。

于是我又被调到新的七三队，这个队其实也是“严管队”，约八、九十人，这些大法弟子都曾经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恶警将整个房间的大法弟子连铐在一起、吊高、固定、只脚尖点地，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为了不让其他人受累，再难受互相都不愿动一下，陈楚君（30多岁），在受此刑后，放倒在床上，全身剧烈颤抖，连床都跟着蹦弹老高，晕倒者很多；恶警因一点小事就逼迫整个房间的人通宵罚站，稍不如意就是电棍、拳脚；女大法弟子睡的地方，却是手执电棍的凶悍男特警守门值夜，一个房间一个，晚上一有大法弟子炼功，男特警就手执电棍来了，大法弟子们身上几乎人人都有电击伤痕，观者无不触目惊心。陈杏桃受电击不过，全身瘫软，摔下楼梯，造成腿骨骨折残废，后被送回当地。

不允许迫害再继续下去了！大法弟子们开始集体绝食，但是，白马垅恶警对自己的罪行没有丝毫忏悔，反而变本加厉，用野蛮方式强行灌食，将细竹筒削尖，象农村人给牛灌食一样，执竹筒直插入人的咽喉，周围七、八个男特警强行按住、捏住鼻孔，灌入稀饭，极其难受，许多大法弟子都差点窒息过去；长沙的左淑纯女士（50多岁）就是在所有出气孔被封闭住后，强行灌食导致窒息身亡的，去世时间约为2001年3月13日3点55分。迫害致死后，白马垅非常害怕他人知道，严密封锁消息，将其用破絮包裹住全身，不让人见其脸面，抬送至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后白马垅又捏造事实，谎称其心脏有问题而死，但终是纸包不住火，真相被众多群众和大法弟子们所知，其罪恶行径再也无法藏匿，很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到这个队后我接触了一位60多岁的怀化老太太杨有元，见过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胖胖的，非常慈祥，乐观、豁达。就是这样一位老太太曾因坚持修炼，而被白马垅送至精神病院，注射超大剂量精神病类药物，致使长时间全身瘫软在床，口不能言，生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送回当地，当地不予接收，后又被送回白马垅继续迫害。永州的刘彩云反迫害，长时间绝食达五个多月，脚不能行走，瘫痪在床，后刚一能走，就让她坐小板凳，极不人道。迫害仍在继续：长时间坐小板凳；一言一行严密夹控，值班人员殴打大法弟子之事时有发生；加教、加教，无休止地加教，无限期地延长教期，许多早已超过原定教期。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不久大法弟子以拒戴劳教人员符号，不参加点名，证实大法，证实自身清白，拒绝迫害，我被认为是所谓的“带头人”，强行由特警拖至“转化中队”并搜身搜包（搜身搜包在白马垅为惯例，每月至少对大法弟子进行一次，包括房内所有物件都得清查，如有必要，可以随时搜查）。和我同房的岳阳平江老太太苏检来（61岁）一次在点名时，行动稍慢，就被“转化”的叛徒倒提领子，将她在地上拖至小板凳处，卡住了喉咙，致使苏老太太窒息晕厥、手脚抽动，躺在地上不能言语、不能动。叫来管教后，反被诬是“装宝”；衡阳60岁的颜同修因拒绝参与点名被绑在床上，用封箱纸封住嘴整整一宿；文惠英、益阳27岁的郭雪玲和宁乡30多岁的谭娟云因炼功被强行整夜绑在床上，同时还对不戴符号的大法弟子采取“不戴符号不准上厕所”这种极不人道的方法整治，或反绑双手，强行佩戴。益阳沅江30多岁曾姓大法弟子就被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2001年底恶警们将认为最难管制的三十来名大法弟子集中在一起。2002年3月，白马垅利用所谓的“行为规范月”开始了新的一轮打击迫害大法弟子，张丽君（长沙60岁）被电击，颜同修（不知名）等几名大法弟子被拖至电视房，铐住双手封住嘴巴，被几名男特警拳打脚踢持续几小时，于是我们又开始了绝食。他们出于害怕，又将我们分散至各个生产队和普通劳教人员处，关押在一起。七月一日，因点名管教辱骂并无理要求夹控强行将我拖起点名，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坚决彻底地否定这种高压迫害，不能有力地证实师父、大法及弟子们的清白，他们是会将我们永远关押下去的。至少一点，大法弟子每月加教少则七、八，多则十天，对我则加到了四个月，有一次我一下就被加教了三个月，据管教的说法“不转化休想出白马垅”，显而易见，他们是想判大法弟子无期判刑，我是绝不允许他们的阴谋得逞的，我得堂堂正正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于是我开始了漫长的绝食，为师父、为大法、为千千万万无辜、善良的大法弟子也为自己鸣冤，强烈要求无罪释放。

绝食四十四天后，白马垅见任何办法也动摇不了我，又将我转回七三队，就是在我如此痛苦申诉的情况下，七三队的管教仍对我强行搜身搜包，并指使六、七名值班员给我强行按住，胡乱剪发。在七三队我了解到夏婷不久前绝食了一个月，是将她单独关押的，出来后，她已完全变样，记忆严重退化，双腿走路蹒跚，老态龙钟，哪里还是以前那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夏婷，夏婷也曾就所输药液提出质疑，是否注入“迷魂药”，而所领导却不正面回答，且神情十分慌张，一再嘱咐不许声张，其恶行不打自招。

七月份，白马垅新近又成立了对坚定的大法弟子的迫害专队(“攻坚队”)，据从“攻坚队”出来的大法弟子告知，此队由男特警、精选凶悍犯人，管教组成，一个房间一个大法弟子，几个夹控一个，首批送进“暴力转化”的有：益阳27岁的郭雪玲、30多岁的刘宇伟、郴州31岁的王福花、长沙21岁的周帅、40岁左右的文小平、50多岁的秦淑兰等几名大法弟子。首先一进去就是不停地站起，坐下，点名，接着双手上铐，背床站立，床与人之间放两、三条小板凳，保持很长时间不准小板凳掉下；长时间做一个难受姿式；给每个人戴上摩托车头盔、上铐，强行灌输洗脑，稍不如意便是拳打脚踢、电棍、禁闭、喂蚊子，而且绝对禁止绝食，真正生不如死，益阳的刘宇伟被打得躺在床上，全身青紫，腿肿得吓人，不能动弹，如此迫害日夜不休，令人发指。由于大法弟子们越来越不堪忍受一步一步升级的邪恶迫害，八月中旬开始大面积绝食，到我绝食七十四天出白马垅时，集体绝食仍在继续，其中已有多名大法弟子出现险情，生命垂危。

以上所述仅仅只是我亲身体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迫害真相之一点，管窥一斑，不足以说明全部。送白马垅劳教的大法弟子约六、七百人，无一幸免的受到各种非人折磨，可以说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类似迫害，数之不清，不能尽言，相比法西斯反人类之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即停止对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希望世界上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声援这些为证实宇宙真理而惨遭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