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号长郭兰英不让我睡觉，同时还强迫我站着值班一整夜。次日早上郭醒后，又对我拳打脚踢，耳光如雨点般地打，在场的一位广东大法弟子大声说：“不要打了”，郭回手又将她打倒，接着又恶狠狠地举起牙刷猛戳我的头顶。抡起拖鞋发疯似的向我劈头盖脸地打来。用满满的矿泉水瓶猛击我的头部，直至将我打昏。她才住手，我醒来后头又晕又痛。脸部青紫色。双耳聋了十多天。

又过几天，预审科一个姓沈的警察提审，他让我头朝下撅着，我不从，他便掐着我的脖子，揪着头皮，把我的头狠狠往墙上撞，我头晕眼黑，但仍没说出地址姓名，他看没达到目的，便带我回女干警值班室，对姓王的女警（都叫她大王）说：帮我收拾收拾她，大王马上叫来“托管”，命令4筒9号的犯人全体坐板、不许看电视、不许洗澡。这时我才知道犯人打我是干警指使的。为了不让犯人因我受到体罚，我说出了姓名和地址。

2001年1月我被押送至盘锦看守所拘留，4月6日押送到盘锦教养院。5月20日恶警开始强制洗脑，强迫我背雷锋日记。背不下来就不让睡觉，对我进行蹲、跪、马步、双手抱头等各种姿势的体罚。5月29日晚，大队长刘静上楼大叫：“还不转化不打死你们也得扒层皮。”说着便大打出手，打我的耳光。然后把我带到楼下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个警察：蔡丽、齐霞、王妍、羿秀艳，她们逼我写悔过书，我不写，四人就按着我的手写，但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羿秀艳下令：打，蔡丽用两手轮番打我耳光，打累了才住手，齐霞说：我还没打过瘾呢，便劈头盖脸地向我打来，我两耳轰鸣，两眼冒金星。齐又用电棍打我手和脚，痛的我难以忍受，左手被打至抽搐不止。然后又强行扒掉我的裤子，四人一齐将我大腿内侧、后背、脚下等处象野兽般残忍的乱掐乱拧，结果全部被掐破流血。还不解恨，四人又都拿起警棍打我臀部和两腿，打一阵后将我拽起问转不转化，我说不转化，于是四人又接着打。就这样，我被无数次拽起、按倒，忍受着非人的折磨、摧残和凌辱……当四人打累时，我被折磨得不能说话，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时羿秀艳在值班室说“上边有令，打死算自杀”。刘静说：还不转化，上楼继续“飞”（一种体罚动作），于是经过如此残忍的毒打和折磨，她们又把我拖到楼梯口，此时我呼吸困难，失去了知觉。苏醒后她们又拽起双脚将我拖回暗室，这时，我的手脚、面部、胸口感觉麻木、舌硬，呼吸将要停止，恶警见我奄奄一息，害怕我死她们担负法律责任，立即叫来救护车，输氧时我再次昏厥。这样，他们把我送到医院输液，次日早晨苏醒过来，我才知道自己已经被进行了一夜的紧张抢救。

后来蔡丽、王妍将我带回教养院。由于我连续高烧两天，6月1日便去盘锦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臀部两侧打破裂，出血过多，需手术排放淤血。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做了手术，臀部两侧放血600毫升左右，刀口下引流管引流多日，疼痛难忍，真是生不如死。住院25天我家人全然不知。后来，我母亲、姐姐、嫂子来看我时，嫂子说邻居问她，“你家老三被打，你家人知道吗”？嫂子说：“不可能，如果打得那样，教养院不可能不通知家。”然后问我是真的吗？我没有回答，便脱下裤子让嫂子看，看着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的下身，嫂子流着痛心的泪水说，看来外边发的传单确实是真的。当时，刘静在场气急败坏的说：“就你这样，不打死你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8月7日，教养院开始对我强制洗脑。放音乐的声音震耳欲聋，又强制背雷锋日记，并罚站直至双脚肿胀，不能弯曲。后又强迫坐凳子，腿伸直，小腿肚子下一个凳子，背不能弯曲，此时正值夏天，臀部出汗，塑料凳子不透气，导致皮肤脱落，可见血丝，钻心的疼。就这样早上4点起床，凌晨2点睡觉，每天22小时，40多天的体罚，使我一看书就头痛欲裂。

羿秀艳说我与她对抗，于是把我送进小号，左手离地面半尺左右，右手高过头顶，在身后将双手分别反铐在水管上，无法站起也无法坐下，身后是一个水坑，阀门漏水，两脚踩在坑边，往后一点儿就掉到坑里。给我上了这样残酷的刑罚，我两臂酸痛不止、腿肚颤抖抽搐。到第四天晚上，我再次头晕地转、恶心呕吐不止，他们才将手铐打开。11月份，迫害折磨坚信大法的我继续升级，我被关在楼上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实行“定位管理”，四人三张床，不准相互说话，门窗都用报纸糊住，不透空气也没有阳光，白天门窗紧闭，晚上门上锁，吃住大小便都在屋里，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在这里又被禁锢了50多天。

2002年3月18日，由于盘锦邪恶的干警使尽了招，如何毒打和折磨都没有丝毫改变我坚信法轮大法的心，我与其他二十几名同修被遣送至马三家集中营，在那里，大法弟子失去了一切人身自由，一切都是强制的。如不出操、不上课、不打预防针、干警就会指使叛徒拖出去强制执行。不穿劳教服的大法弟子双手被捆绑，不准洗漱，不准去厕所，不准家属接见。一日三餐都吃玉米饼咸菜。

6月24日，我认识到用不穿劳教服这种方式来证实大法没有错，我没有违法。于是我脱下劳教服以示抗议，干警便不准我下楼吃饭，犹大端上来的饭我不吃，我坚决要求穿我自己的衣服，否则我就不吃饭，这样，从6月28日强制给我灌食，插管鼻饲的滋味难以忍受。我拒绝灌食，拔管。她们将我双手双腿绑住，固定在床上，动弹不得。几天后，队长王秋菊带领几名叛徒将我头按住，用钢勺撬牙齿灌食，我咬住舌头不张口，王便掐住我的鼻子不让呼吸，直到我舌头出血，已近窒息才松手。

有一次在值班室，大队长张秀荣，队长王秋菊准备好了钢勺木棍，叫来几名犹大将我按在椅子上，再次掐我的鼻子，用钢勺将舌头撬出一道口子。两队长还说：“这个钢勺太软了，找把硬的。”当时我已近休克，浑身松软无力，她们才松手。我被这样死去活来地强制灌食4次。

一次张秀荣和王秋菊在值班室对我说：“我告诉你，让你死不了，活不起，活受罪，就折磨你。”

8月19日开始每天灌食一次，指使叛徒将我剥光衣服，王秋菊大声叫着：“胸罩也别留下，当时只剩下一条短裤，她们又强行把劳教套在我身上，并把我所有的衣服都搜走。中午，晚上叛徒将我头低脚高地抬到食堂，我仍拒绝进食，她们又让叛徒把我从三楼拖到一楼，我臀部，腿部被楼梯碰的青紫。

在这期间我姐姐来探视，见我很瘦便问王秋菊一天几次灌食，她说一天三次，身为执法者她信口雌黄，欺骗家人。

9月23日起又改为每日三次灌食，因我总是恶心、呕吐，胃胀，鼻出血勉强进行两次，直到2002年11月29日，我绝食达5个多月，身体极度虚弱，体重减到60多斤，全身仅剩6克血色素，教养院害怕承担迫害我致死的责任，立即通知我家人赶快接回去，这样我才获得了自由。

绝食期间，教养院用于迫害我所需费用达一万多元，其中3000元是威胁家人索要的现金，如家人没带钱就不让接见，其余的是借据。基本用于给我灌食和输液。

回顾我从北京到盘锦又到沈阳马三家的这条洒满血和泪的正法之路，我虽然受尽摧残，屈辱和折磨，但是在师父的呵护下闯过了道道难关，绝不配合邪恶，坚定大法堂堂正正走出了一条正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