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师尊好！同修好！

我叫波来特，我来自瑞典，五年半前开始修炼。我常感到自己对法的理解太简单，无助于其他学员的修炼。我读过明慧网上其他同修的文章，觉得他们写得都那么好，内容那么丰富，与他们相比我感到实在没什么好写的。但今天，我还是愿意能和大家分享我的理解。

早在1995年我与我先生就无比荣幸地见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但是我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才开始理解修炼的真实涵义。回想起来，还是通过与同修们交流，才突然从长眠中惊醒，惊奇地发现自己甚至还没有开始修炼。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自己太慢了。

99年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迫害后，我们费了好大劲才理解这件事，并开始走出来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但我们没有立即明确该做些什么，花了好几月的时间，我们终于明白：慈悲是那些中国的同修去证实法的唯一理由，绝不是其他什么。从此，我们一步接一步地也走上了证实法的路。

当我们明白与所有人群、所有种族接触是多么重要时，已是几年的光阴过去了。我开始旅行，踏上了许多国家的国土，我的先生也尽可能与我同行。从那时起，我几乎一直是在路上。我学会了洪法，举办新闻发布会，约见政界要人或是与媒体交谈。这当中，我接触了许多同修，有中国学员，有西人弟子，有时多有时少。今天，我很愿意从大法的工作与学员间协调这方面与大家分享我的体会。

在个人心性方面我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缺少耐心，而且好挑毛病，对别人和自己都是这样。可能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用了好批评指责的一面，就不那么正了。我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很久了，但这个毛病还没全去掉。大约一年前，我先生和我由于23条的事去了香港的瑞典办事处想向他们讲真相。去之前我想，让我的先生去与他们交谈效果也许会更好，因为他看上去比我更象瑞典人。

当我的先生在与使馆人员谈话时，我在一旁听着，认为他有点跑题，未说到实处，我便开始急躁不安起来。最后我终于按捺不住，打断了他，说了我认为重要的话。一出门我又将他劈头盖脸地训了一通。他很难过地对我说，他确实不像我那么善于言辞，但是我在那一刻的表现可以说不正，并且由于我们中途的离开，使这次会面想办的事情未办成。就在那一刻，由于我的这一毛病，使得我们此行的努力前功尽弃。这一挫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不时提醒自己，要时刻做得正！尽管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好，但当这个毛病一出现，我会很快地意识到并努力排除邪恶的干扰。我认识到，无论有多么正当的理由，指责别人本身就是错的。因此，无论我们相互之间或向别人指出建议和意见时，都需要保持正念与纯正的心态。

最近在塞浦路斯，我们成功地提出了人权诉讼。当我们发现这个罪犯要到塞浦路斯时，我和我先生便开始寻购机票。然后一个同修打电话问我们是否知道此事。我理所当然的认为她也要去，因为她以前一直在处理起诉方面的事。但她说她去不了，结果除我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去。我顿时感到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来安排这件事。我从未做过这方面的事，甚至在大学，我最头痛的就是法律。

当然我是一个大法弟子，如果没有其他人，那我一定要去。但我还是希望某个更有能力的人会和我同去。我们开始寻购机票，但希望渺茫。第二天，我们仍然未能找到票，当天下午，我们几乎认为去不成快放弃了，这时有人给我先生打电话说是有项紧急工作需要第二天帮忙，他刚答应可以，就接到瑞士学员的电话说也许能从瑞士买到票。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做错了什么。我先生马上给他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但已是不可能再找到能顶替他的人了。我当时决定，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也要去。傍晚了，机票还没下落，我们俩意识到一定是邪恶在设法阻止我们。我们决定无论怎样也要去。就这样，奇迹发生了，机票解决了，我先生的工作单位也找到了其他人帮忙。直到这时，我们才认识到，所有这些难都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不坚定造成的。最终，我们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当然所有的一切就办好了。

我们一行10个学员来自8个不同的国家。和以往一样，开始总是毫无头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有序地发生了。所有的学员都做了他们能做的。

两个较年轻的学员常协助我们。他们总认为他们自己没做什么，做得不够好。但在我看来，我记得师父讲的只看人心不看结果。我觉得他们的心到了，那已经足够了。他们继续留在那里，给塞浦路斯人更多的机会，这不值得钦佩吗？

我克服了很多人的想法，突破了不少局限。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有无限的能力。我也很高兴能有机会和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大法弟子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无私地做着大法的工作，救度着众生，那么我们就不难相互敬重。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只需带着我们最纯净的心，走好这条最正的路。

最后，我想以我对师父的最深的感激作为我的心得体会的结束，衷心感谢各位同修。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历史时期，能够和大家一起助师正法是我最大的荣幸。

（2003年11月23日柏林欧洲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