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1997年春节那天婆婆给了我一套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带，下午我一听就听了两个半小时，当天晚上一直失眠头痛的我很轻松睡着了。是师父把我从痛苦的深渊中救起，从此我学法炼功，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勇猛精进。通过不断地读《转法轮》，我明白了很多法理。我不再怨恨他人，开始重新审视我自己，在世界观改变的同时，我的身体健康了，以往的痛苦消失了。看到大法的神奇，看到我的变化，丈夫感动了，于是他也跟我一起学法炼功，在学法炼功中丈夫的身心健康了，130—190的血压降为正常，不喝酒，不抽烟了，工作兢兢业业，改掉了一切坏习惯，家庭和睦了，我们一家人生活在从来没有过的轻松快乐之中。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造谣、抓人，看到这一切，我震惊了，我不明白政府怎么会这样对广大人民不负责任。当天晚上我决定到北京去上访，丈夫也很支持，说：“你把钱都带上吧。”可是在半路上我被阻劫的警察抓住，关在一个巡警大队的院子里，因为上访的人太多，晚上又把我们送到体育馆关着。大哥听到我被抓的消息后就把我接回家，上访不成，早上我就象往常那样出去炼功，我丈夫哭着说：“你不要出去了。”那时我也哭了，但我还是出去了。在邪恶的迫害面前，在压力中我丈夫的心灵又开始扭曲，每次开会听到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时，回来后就违心地对我大打出手破口大骂。丈夫为了表白自己不再炼功，他开始喝酒、抽烟、骂人，身体又不行了，我们的家庭又开始不得安宁。看到丈夫的变化，我更加认清了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本质，我对大法更加坚定。

　　2000年7月我又一次来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为法轮功上访，还没走到门口，就被早已等候在信访局门口两边的警察抓住，揪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打转。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堂堂的政府信访局门口，警察知法犯法对我这个近四十岁的妇女大打出手，猛击我左胸乳房部位，疼得我几乎窒息，呼吸困难，然后又把我身上带得钱搜光。回来后又被单位关押6天6夜。因为我绝食绝水抵制迫害，才叫家人把我接走。信访既然走不通，我2000年10月27日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向善良的人们讲真相。这时混在广场四面八方的人群中的便衣特务都朝这面横幅狂奔而来，一个身穿黄色马夹装扮成清洁工的警察，先跑过来抢横幅，然后又把我拖到警车上。紧接着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打开了“真善忍”的横幅，被警察连拖带打拽上了警车。一个穿警服的警察一把将老太太打倒在车排位中间，我和一个功友大声喊：“不许打人，打人犯法。”这个警察气急败坏的说：“打人犯法？政府就是叫我打人，××党就是叫我打人。”边说边拿着一根黑色的橡皮警棍朝我头部猛打。下午我们又被拉到北京市西城拘留所。当天晚上，警察就一个个的叫出去酷刑折磨，下半夜我被叫出去用铁链子绑在椅子上，打得我脸部青紫，嘴中流血，我问他：“你是警察吗？”他说：“我是。”我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他说：“这个我不管，来到这儿，这就是我的任务。”然后用高压电棍电击我，我痛苦得大喊，他就拿起放在窗台上的皮带卷起，想塞住我的嘴没成功，就拿皮带抽我。回家后，看到我被折磨的样子，大哥大姐弟弟都哭了，丈夫看到我身上被皮带抽的黑印也哭了。

2001年9月9日，我因到功友家送经文，被早已在那里的警察抓住，送到开发区派出所，把我锁在铁椅子上整整14个小时，不能动，不让我上厕所，又把我绑架到了洗脑班，一张白条要了我家2000元钱。为了抵制关押迫害，我绝食绝水，第十一天那天，我呼吸困难。他们开始给我量血压，三次都量不着血压，他们不顾我的生命安全，叫来了七八个人，从床上拖到椅子上，又从椅子上拖到床上，压住我的腿，按着我的胳膊，摁着我的头强行给我灌食。因我十一天没吃没喝，食道已经干了，灌食的橡皮管根本就插不到胃里，就这样一次次的从鼻子里插进去，又从鼻子抽出来，我的鼻子被磨出了血。这时我痛苦地大叫一声，本能地从他们的摁压中蹦起。我被非法关押迫害47天后，他们看到我还是那样对大法坚定，就开始了更恶毒的折磨。他们排上班轮着看着我不让我睡觉。3天3夜后，我的思维开始混乱，神志不清的时候写了所谓的保证书，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应该做的事。当我清醒过来后，更加认清了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和卑鄙，于是我严正声明在神志不清时所写的一切作废，坚定修炼，重新回到了正法的进程中。

　　2003年1月28日，我向世人讲清真相，被派出所的恶警绑架到了看守所，关押了1个月，但是恶警不通知我的家人。那时正好是春节期间，近70岁的老父亲急得象疯了一样，大哥每天都要找到深夜，21天后家里才知道我的下落。2月28日我丈夫拿上1万元钱后，才被取保出来。江泽民不仅是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同时也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重大的伤害。法轮大法使我们破碎的家庭和睦，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使我们的家庭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