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恶警们开始疯狂的洗脑。不分昼夜的围攻坚定的大法弟子。经过几天的折腾，她们看动摇不了我，就把我调到了严管队，每天从早到晚坐小凳面向门口，不许出门、不许洗衣服、只给一点水洗脸，只好用窗户上融化了的冰水洗手。大小便都在室内。

2001年调到7中队强迫挑小豆为劳教所赚钱。白天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强迫看诬蔑大法的电视录像，不许和家属见面，我不屈服被加期一年。

2001年4月又调到转化队强行洗脑。恶警队长张小丹、刘亚东，大队长刘春兰、陈春梅、于文彬为了升官、提干、得奖金，对大法弟子采取了各种流氓手段：利用市610组织的犹大、利用劳教所组织的完全被洗脑的听他们摆布的人来围攻我们。恶警于文斌、张小丹、刘亚东专门对我采取伪善、欺骗、围攻、羞辱、屈辱等流氓手段。它们还去了我儿媳的单位对她进行威胁恐吓，当时就把我儿媳吓哭了。其目的是离间家属给我们制造矛盾，从中利用他们。长时间把我们关在冰冷潮湿、墙上长满了黑毛、密不透风的号里，吃的水煮菜叶，生虫子发霉的粉条和茄干。到了炎热的夏天也不许开门，造成大面积拉肚子。恶警于文斌、张小丹和劳教所的大夫偷偷在水里放了拉肚子药，我不知道，喝了后出现了药物过敏反应，心跳、头晕、后来开始昏睡，连续三天，直到半夜才缓过来。

2002年4月由于长期遭受迫害，我出现了呕吐（有时吐血），全身关节疼痛，心跳得象打鼓一样，血压经常在200多毫米汞柱，走路摇摇晃晃，市医院大夫来劳教所发现我的病情十分严重，就向坐在我对面的劳教所宋大夫说：“这个人几乎全身是病（我原来很健康，是它们给折磨的），而且50多岁了，血压又这么高，如果死了人，你们劳教所没有责任哪？”当时宋大夫一听，立即站起来，半天答不上话，支支吾吾嘟囔了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走了。市里传染病院两位男大夫、市中心医院两位女大夫多次向劳教所反映我的病情（随时都可能出现脑出血，导致死亡），才允许我去市医院看病，医生们要求必须住院治疗。当丈夫、儿子、妹妹等亲人都知道我现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时，哭着恳求干警要求住院，副队长蒋佳男、干警殷红说她们说了不算，必须请市610办公室批准，这样，我又被拉回劳教所。这期间，劳教所怕担责任，把我的血压往低了报。一个多月后，610才下令把我交送单位，如果不是师父在保护我，恐怕几个我也早死掉了。当单位同事看到我被折磨得如此惨状，都非常气愤。邻居见到我时都惊呆了，说：“今天看到你我们可真明白了，电视说的全是假的。”亲朋好友都庆幸我总算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