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

八、法轮功――大中华复兴的希望

在前面提到的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中，除了生态问题属于物质领域之外（实际上也和精神领域关系极为密切），其他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信仰，可以重建我们的道德体系，使人和人回到互相友爱、互相信赖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这种信仰能带来和平，消弭人心中的仇恨，让人与人之间充满着体谅和帮助；这种信仰让人从内心深处就满怀善念和宽容，并时时以诚信待人；能够教人远离贪婪，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下，能够互相扶持共度难关，而不是诉诸暴力为自己抢夺利益；能够教人敬畏自然，爱惜环境，等等等等，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彻底地解决了，而且是平稳解决，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生态危机。无论对任何人、任何政府来说，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

实际上，良机已经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这就是以修炼“真、善、忍”为核心的法轮功所提供的信仰。法轮功并非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来，但他却能不经意地顺带解决了这些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让我们抛开中共的宣传，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而答案就在这些事实背后。

Ａ、法轮功迅速在中国重建信仰和文化

法轮功洪传迅速的事实人所共知，1992年从长春开始传出，到1999年镇压发生以前，中共下属的公安部调查结果是全国有近一亿人在修炼法轮功，这个数据还上了上海的东方电视台。

很多人忽略了这个事实背后的意义，那就是七年的时间，法轮功的团体不但从无到有，从国内传向海外，而且吸引了一亿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种信仰能够有这样的发展速度，而且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做过一分钱的广告，也没有政府政策介入推广，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口耳相传。（这也打破了其他知识分子给中国找到的出路都需要中共自上而下地实行、而中共却拒不实行这一僵局。）

中国的道家修炼曾经在西汉初年、唐代、宋代和明代得到了皇帝的大力推广；佛教修炼是得到了隋唐两代皇帝的推广；儒教从汉武帝开始，一直到受到所有朝代政权的推广，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以及从宋代开始的尊孔读经、八股取士，曾使儒教的地位达到鼎盛；基督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先后有礼部侍郎、太子太保徐光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重量级信徒，基督徒汤若望、白晋也曾经和康熙大帝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然而这些宗教少的经历了几百年，长的经历将近两千年的传教，现在在中国也没有达到法轮功在镇压前的规模。

这里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重建信仰体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俗话说“百年树人”，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播、礼拜、布道；统治者的倡导；信徒的捐赠；一批又一批的僧侣、传教士孜孜不倦地研究宗教经典；一次又一次民众持经问难的集会；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艺术上方方面面的支持等等，才可能让一门宗教为广大民众认识，形成规模。然而这个漫长的过程，竟然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跨了过去，他的规模形成简直是一蹴而就。

这除了凸显出法轮功强大的生命力外，他必然与民众潜藏心底的最深层诉求一拍即合。从法轮功信徒的人员构成来看，各个阶层、各种教育背景、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从几岁的孩子，到90多岁的老人；从大学教授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从政府官员、到商人、律师、军人、经理、医生到普通工人，都可以找到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除此之外，法轮功从1995年开始传播到海外，到1999年，就弘传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98年3月到1999年6月，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东南亚总共召开过十多次有众多外国人参加的数千人规模的修炼心得交流会。许多白人和黑人为了学习法轮功，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在修炼法轮功的人中，不但包含西方各个种族，中国的蒙、回、藏、朝鲜等各个少数民族中，也都有大批的法轮功追随者。

这表明法轮功所传播的是一种普世价值，完全超越了人表面看到的一切人与人的差别。

正是这种普世价值不但在短短七年内迅速恢复了中华民族信神、敬神的传统；发扬了曾经辉煌、但在中共破坏下断裂乃至濒临灭亡的修炼文化；更具有深刻的道德感召力，而使修炼的人凝聚为一个整体。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共不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而采取允许其发展的态度，也许几年后，信众就会滚雪球一样发展到两亿、四亿、八亿……当然不可能全民都信仰法轮功，但是这个信仰会形成民族凝聚的强大力量。这样的一个国家绝不会成为分裂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也绝不会是一个分裂的民族。虽然，法轮功并非为国家统一安定的世俗目的而传，但是客观上却会起到这样的效果。

Ｂ、法轮功弘传奥妙何在

法轮功能够弘传奥妙何在？这是一个可以写一本大书的课题，而且恐怕只有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才有最终的解释权。这里我仅仅做一点简单化和世俗化的探讨。

法轮功有两个方面是最吸引人的。一个是他的原则，就是“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另一个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神奇的袪病健身效果，简而言之这两个方面就是“修”和“炼”。

如前面所说，中国的很多中老年人曾经经历过三年大饥荒、走过很多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苦日子，在营养不良又几乎没有劳动保护的情况下参加重体力劳动，身体的健康状况普遍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而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取消了城市人口用低工资交换来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后，仍然只给工人很低的工资，甚至在买断了他们的工龄后让他们彻底失业，因此他们处在一种生病看不起的状况，从来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广大农村人口就更无法负担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衰老却一天天降临。

被病痛折磨是非常痛苦的，而这些人却只能通过锻炼身体等方法尽量增加对疾病的抵抗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许多气功得以迅速普及，其动力就是人们对健康的追求。然而这些气功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还有很多骗子冒充气功师骗取钱财，另外许多气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疗效也并不太明显。法轮功就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现了。他最初出现的形式与历史上很多正教出现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给人解除病痛，且立竿见影。

健康的问题常常是许多人认识一门正教的缘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圣经》的《新约全书》中记述的那些有关耶稣治病的神迹。耶稣在传法前医治了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岳母、被鬼附身的人、瘫痪病人、瞎子和哑巴，并让一年轻女子起死回生，随后才差遣十二门徒把福音传遍四方。此外，象天主教明代传入中国的时候，第一个受洗的人也是个被利玛窦救治的患了不治之症的人。中国道家的一些流派一开始也是以治病的方式吸引信徒。

法轮功在传出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曾经两次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并亲自动手给人治病。其疗效之显著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李先生也因此成为博览会中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在那之后，虽然李先生不再给人治病，但参加过李先生气功学习班和自己后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快就体会到了法轮功神奇的治疗效果。许多曾经患过不治之症、被医院宣判死刑的人，却在修炼法轮功短短几个星期甚至几天中重获新生。

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界对当地法轮功修炼人群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被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其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98%以上，其中痊愈及基本康复率在70%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都迅速得到极大改善，在炼功期间他们能做到不需继续吃药和打针，而疾病不会加重与重发，反而身体状况越来越好；患有医学上认为的顽症、绝症或疑难病的学员也得到了康复；法轮大法修炼者普遍出现身体向年轻方向退的现象，许多老年妇女还会重来例假。（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法轮功健身功效北京万例调查报告》、《法轮大法武汉学员修心健身效果部分调查》、《[广州]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97.9％”》）

这些鲜活的例证对法轮功的传播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一个人见证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后，他自然就会把这种改善告诉亲朋好友。而亲友之间天然的信任胜过任何广告媒介。更为重要的是，法轮功的学习和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和免费的，甚至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音像磁带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修炼法轮功既不需要登记，也不交纳会费，来去自由。人可以在零成本、零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尝试，并会因此受益，从而把消息告诉更多的人。所以整个的传播可以说是指数型增长，在七年的时间就突破了一亿大关。

从这个角度来讲，法轮功袪病健身的效果有效地弥补了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美国有一本杂志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在1999年2月刊登的报道中说，朱镕基对法轮功的这种健身效果非常赞赏，因为如果有一亿人在修炼，而每个人一年节省1000元医药费的话，一年国家就会省出1000亿元。无疑，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有巨大好处的事情。

当然，袪病健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练一练法轮功的动作就可以的，法轮功也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才传出来的。袪病的先决条件是必须要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约束炼功人的行为，而得到了健康身体却是修心向善的副产品（这里面的奥妙原因需要读者自己去看《转法轮》才能了解）。也就是法轮功把道德的提升看得非常重要。至少从字面上看，做到“真”，那么就不能说假话，欺骗别人；做到“善”，那么做事情就要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欺负别人；做到“忍”，那么遇到矛盾时，就要宽容大度，不和别人一般计较。

在法轮功的修炼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要远远高于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度。同时，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于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道德衡量标准。这些都有助于约束人的欲望和不好的行为，把社会改变为一个更加祥和、充满信任和关爱的社会。这是一种无价的无形资产。

法轮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遇到矛盾的时候，无条件地向内找，发现自己的不足，并努力去改掉它。因此，修炼的群体是个人人锋芒内敛的群体，这样的群体自然不会互相伤害，也不会伤害他人。与这样的群体接触，人是很容易产生安全感的。

对人身心两方面的改善（有时，这种改善还包含着更深的内涵），成了法轮功对信众的吸引力所在。可以说，他在客观上有效地满足了人对个体健康和社会安全感两方面的追求，而这两点一定是人生活幸福的基础。

Ｃ、法轮功的和平精神

法轮功认为“宗教和政治是不能够合一的”（见《精進要旨》之“大法金刚永纯”）。虽然法轮功并非宗教，但他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信徒借法轮功参与政治。李洪志先生还告诫弟子说：“弟子们切记，无论将来有多大政治与权势的压力，也不可以为政治权势所利用。”然而在中国就是这样，中共是个“讲政治”的党，你不参与政治，但政治却要来参与你。从法轮功传出后不久，中共就派出特务打入法轮功内部，几年下来虽然没有发现法轮功任何的违法行为，但却发现这个团体已经成长为一个数量超过中共党员人数的团体了。

如前所说，中共不希望中国出现一种人们真心相信的有神论学说，也不希望这个社会是个人们互相关怀和信赖的社会。虽然法轮功不会对人间权力感兴趣，但是对那些权力来源没有合法性的独裁者来说，却会把任何大一些的民间团体视为威胁，因为他们自己的权力是偷来的、骗来的，没有安全感的。同时，法轮功学员在修炼后日益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廉洁自律，会自然反衬出这个腐败政党的堕落和其某些成员（包括一些“领袖”）的低下人格。

就这样，中共党魁江泽民在1999年7月下令取缔法轮功，所有传媒上对法轮功的宣传都是谎言、诋毁、欲加之罪，所以镇压者也决不可能允许国际社会进行公开和公正的调查。而面对维护自己最基本信仰权利的法轮功上访者，镇压者也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理由与法轮功公开辩论，所以一切的媒体都被中共严厉控制，只能发出江泽民这一种声音。江泽民一定曾经自信，在他掌握了全国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源、一切媒体和暴力机器的情况下，对这些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为信条的法轮功学员来说，“三个月消灭”绝对没有问题。

然而江泽民显然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法轮功从前赴后继地走向天安门请愿发展到了在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揭穿江氏谎言。此时的江泽民已经骑虎难下，谎言一旦戳穿，他给自己编造的“伟光正”光环就会破产，同时他会被追究镇压责任。所以他除了继续给法轮功罗织罪名、无限上纲之外，动用了拘留所、劳改营、精神病院以及古今中外摧残人肉体和精神的最野蛮酷刑对付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仅仅透过层层封锁而传递到国外的数据就显示有超过八百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这场镇压已经整整持续了四年多了。每个人都会从这场正邪对比黑白分明的较量中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法轮功虽然被打死了那么多人，虽然有数十万人被关到劳改营里受到洗脑和酷刑，虽然有那么多人家破人亡，虽然有那么多人被剥夺了一切工作和生活的机会，但是法轮功却从来没有诉诸暴力。如果看一看这些虽然老实、但并不懦弱的信徒的内心世界，我们看不到仇恨和仇恨的酝酿。一直到今天为止，他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对江泽民及其帮凶的法律起诉也都不是为了仇恨，而仅仅是为了还法轮功的清白，仅仅是为了营救那些仍在狱中备受摧残的同道，仅仅是为了人间正道。

毫无疑问，事实已经证明法轮功团体是一个理性的、有节制的团体。针对那些真正在这场迫害中手上粘血的凶手，他们公开诉诸法律渠道寻求公正惩罚，而对于那些在迫害中轻微犯罪的人以及被谎言蒙蔽的普通民众，法轮功信徒不断以各种方式和他们接触，告诉他们法轮功真实情况，并规劝作恶者赶快悬崖勒马。

法轮功的和平精神在这场极端残酷的镇压中表露无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场镇压没有发生，而法轮功真的成为一个很大的团体，那么这个以理性、诚实、慈悲和宽容为原则的人群必然对中国可能发生的一切摩擦和动乱起到巨大的润滑、缓冲和消除作用，这就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因素。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受益。所以有人说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对法轮功镇压的荒谬和邪恶也由此可见一斑。

反过来讲，我们假设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功具有大善大忍的精神而对暴力镇压揭竿而起，那些指望靠着共产党维持“稳定”，以便他们可以和平地和中国做生意并赚取超额利润的公司或政府必然陷入严重的难民潮和经济危机之中。这样看来，那些坐视中共镇压最基本信仰自由的人权而缄默不语的公司和政府都是短视的；那些继续往中国投资――实际上等于在为中共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厦输血的公司和政府，难道不是在支持这架暴力机器，不是在吃法轮功信徒的“人血馒头”吗？最后为一切将会发生的悲剧――即最终的经济崩溃或生态崩溃――买单的不也有他们自己一份？

结语

法轮功并不主张禁欲和苦行，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的人自然会远离贪婪，并逐渐看淡人间的享乐。他们懂得珍惜自然、敬畏生命。法轮功作为迅速传播的信仰提供了重新整合民族文化的契机；他的和平理性精神可以消弭仇恨，使社会回到道德自律的社会；他对人身体健康和道德风气的改善提供了最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从中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在苦难面前互相扶持、共度难关。法轮功信徒宽宏大度的气量可以最大程度地达成社会各方的和解，而只在法律的范围内惩办元凶巨恶。虽然法轮功的传出不是为了解决世间这一切危机，但是这一切世间的危机却能被法轮功轻而易举地化解，而且这种化解已经成为一种既成事实。

同时，法轮功永远不参与政治和人间权力的争夺；不需要官方的支持而仅仅需要个人信仰的自由；甚至对其他正教信仰都保持包容的态度，这种与世无争的指导思想可以形成社会上一个巨大的缓冲层，缓解来自社会各方的冲突。

行文至此，在本文开篇提出的所有那些灾难性问题在法轮功这里都找到了答案。这一答案给陷入绝境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出路和重新起飞的平台。消弭中国的崩溃危机和难民潮对于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等于挽狂澜于既倒。且法轮功能给人带来的远远不止这些益处。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应对法轮功珍惜万分，因为他可以说是人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