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9年7月19日，我了解到省会的法轮功辅导员被抓捕了，就去了省会反映情况、希望同修获得释放，得到的答复是：“人已转到北京，我们解决不了。”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那时公路、铁路全部戒严，半路便被截回，非法关押七天，被罚“保证金”500元。后来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诬陷越演越烈，我心里非常难受，又萌生了依法上访的想法。2000年1月我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换想法，我们都觉得“应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这是在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后便直接去了北京。我一走，乡领导闻讯到家里把我父母抓了，只剩下四岁的女儿和十几岁的妹妹独自在家。父亲被铐了一中午，打开手铐后一下就栽倒了；母亲被问及我的去向时只因说了个“不知道”就被打倒，母亲呵斥他们和土匪有什么两样，他们竟说：“就应该对你们这样。”这次我又被乡政府官员在北京信访办门口截回。

他们土匪的行径没受到惩戒，我依法上访却被带到公安局刑讯逼供，我抵制他们的无理行为，审问不了了之。后被投进看守所非法超期关押五天，在关押了八个月后开庭所谓的“公开处理”，给我扣上“非法集会”等罪名。虽然象征性的也给我请了律师，律师和我交谈的内容却是“你说不炼了，我给你做无罪辩护”，辩方律师成了控方的说客。我明白了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律师是不可能站在公正的角度辩护的，所以我没用律师。在开庭的最后陈述中我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修炼法轮功的朋友在一起交谈交谈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向国家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是公民的义务，更是我的真实心声，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可以改正，但这样本身并没有违法。”最后审判无法进行，不了了之。

第二次开庭他们不敢公开，只在看守所的小屋里进行，成了秘密审判，整个过程只问了两句，拿出两条所谓的证言，就把我判了三年六个月，判决书上的所谓证据仅仅是我被证明去了北京——哪条法律写着去了北京就是犯罪呢？如此判决如同儿戏。我不服裁判，做无罪上诉，中级法院来提审，只问了两句：一、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回答“炼”；二、自焚是不是法轮功学员，我说“不是”。就这样我的案子被草草了结，“维持原判”。这不就等于“只要你炼就判，让你坐牢就坐牢”，法律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维护正义，在这里却成了江氏强权镇压法轮功的工具，打人的棒子，到底谁在“破坏国家法律的实施”？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后被转往唐山冀东监狱，三年多的漫长牢狱生活给我的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刚去时狱警队长不让犯人跟我说话；家人探视或监控或被逼迫说大法不好，所以长期无法见面。在这个污言秽语的环境中我感到非常苦闷，接触不到任何与大法有关的消息，默默承受长期的孤寂；还整天被逼问“转不转化”，强迫看诬蔑大法的电视，写所谓的“认识”，长期的精神摧残使我的思想波动而妥协，之后又遭受着沉痛的良心谴责和失去尊严的悲哀。真是一句真话未出口，无端三年牢狱灾。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