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11月，江集团迫害法轮功升级后，到处抓炼过法轮功的人，抄家、搜书，搞逼供，揭发，弄得人心惶惶，四邻不安。家里呆不下去了，我们几位同修再次进京，在天安门一侧找到了人大委员会常驻地，想要为大法讨公道，却被无理抓捕。于2000年1月又被判非法劳教一年，送进长春市黑嘴子劳教所。

在劳教所里，因为我们不放弃修炼法轮功，集体受到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春节的晚上我们开始炼功，恶警候志红发疯似的冲进来拿着大电棍逐个往学员脸上触，被电红肿的、起泡的、出血的，满屋一股焦糊味。电完后罚坐凳子，双脚并齐，挺胸拔背，目视前方，不准闭眼，坐不直就用脚踹，闭眼睛就打嘴巴。八十多人坚持到最后就剩下五名学员，五天五夜没闭眼，也就是挨了五天五夜嘴巴子。每天还是不断地炼功，背法，也一直不断地挨打。我也是和所有学员一样，被恶警们变着样的折磨，打、骂、罚站、罚蹲、罚跪（没有一个人跪）。开飞机、开坦克（一种体罚形式）。光着脚在厕所里罚站，只穿内衣裤到寒冷的空房子里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恶警唆使劳改犯冯国静、徐红、石英、邵艳红等人任意施刑，拽头发往墙上撞，用绳子勒，用拖布把劈头盖脸的打，每个学员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因为背大法，念经文，就往嘴上贴胶布。犯人们表现得越积极，越卖力，越狠，就会给减刑，所以她们拼命的不计后果的表现自己。

特别是2000年5月13日这一天是师父传功讲法八周年纪念日。法轮功学员们想念师父，每个人都自己自动地起来炼功。恶警们发疯了，大打出手。一时间痛哭声、喊叫声响彻走廊。大队的所有警察全员出动，大队头目李文娜最后把关，如果有谁还不写保证书，就用高压电棍逐个电，一直到说不炼为止。有的大法学员被电得浑身颤抖哆嗦成一团，有的被电脸变形，有的被电很长时间不说话木呆……恶警疯狂施刑，还是没达到最终目的，很多学员第二天还照样炼。恶警对绝食抗议的学员就野蛮灌食，为了达到不让炼的目的，不择手段，有的还假惺惺的用鸡蛋、糖果等等哄骗学员，目的还是让放弃修炼，他们好达到“转化率”交差。警察还利用一些特务、叛徒、犹大歪曲事实，把法中的话断章取义写一些乌七八糟的诽谤材料，音像制品迷惑学员……在高压下被“转化”屈服的人就上电视谎说“劳教所如何好”等等，蒙骗世人。同时警察又下令叫这些叛徒“转化”别人，最后使叛徒们成了邪恶警察的打手和帮凶。

邪恶的大队长张玉梅曾把法轮功学员尚东霞四肢成大字形铐在死人床上半个月，王秀芬被绑十天，把刘淑霞，刘淑娟关进黑屋（小号）半个月，在学员们强烈抗议下才放出来。王玉桂、范秀莹等学员被恶警王XX一连七天绑在床头上不让睡觉。大队长王丽梅用高压电棍电法轮功学员王守慧，从走廊一头电到另一头，两个电棍电了一个多小时，刘桂茹被电得嘴肿起很高。可是一听说外边要来检查的了，恶警马上就收的收，藏的藏，制造假象。有一次我在管教室被审问，正好所长到这大队来，问我在这里怎么样？我说：经常挨打、挨罚。当时的管教姓唐，立刻对我叫起来：“你挨打了吗？谁打你了？谁罚你了？怎么这么大岁数还叭瞎呀？”头一次遇到这样事，她自己撒谎还理直气壮的反咬一口，当时我惊呆了。可是时间长了，见得多了，我也就明白了，在劳教所里狱警们就是这样颠倒黑白，根本不准我们说真话，谁要敢透露实情，事后马上就收拾你。当面说假话、造谣欺骗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你看电视上把劳教所装扮得象宾馆一样，来欺骗世人，又有谁会知道真正的法轮功学员被他们折磨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的不计其数，死亡每天都可能发生。

我是在2000年8月末从严管班分到四小队的，当时屋里十二个人已经妥协不炼了，警察让她们逼我。开始我很坚定，叛徒利用各种手段对我进行围攻，一看还不行，就说你要不决裂，我们就得受罚，不让我们吃饭、睡觉等等。我一听，人心起来了，就被邪恶钻空子了，让你就觉得自己做错了。就这样答应了她们的一切要求，写了五书。当时写完后心里难过极了，象被一个大枷子钳住一样拖着我走。当时表面上是宽松了，但我自己内心难受得直想哭，那时我才真的感到度日如年。

从此心情总是那么沉痛，不愿跟任何人说话，只有背大法时才觉得轻松。我想我还是大法弟子，不能总这样消沉。师父在经文“为谁而修”最后一段说：“不管什么人或什么社会力量，叫你不要修炼了，你就不修了，你是给它修的吗？它们会给你正果吗？……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

师父的话使我清醒了，我有了勇气和力量。在哪跌倒在哪爬起来。但我毕竟走了修炼人不该走的错路，真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我真的对不起师尊。我必须归正自己，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都不怕，走正以后的路。

首先我得把违心写的东西要回来，几经努力，可是没成功。时间一拖再拖，我想不能消极等待，那我就写声明，过去写的东西一律作废（这是我自己悟的，那时不知道可以怎样挽回损失）。我这样做了，很快就会有象我一样的同修也明白过来，恶警们是不会放过我的。当时我怕心就上来了，但我马上想到师父法中讲的话，用法一衡量我信心百倍，我一定走好这段路。我就按着洪吟中“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什么都放下，一切都无所谓了，什么电棍、加期、加刑（因我还有一个月就到期），都不去想了，调正好心态后给管教写了一份声明。后来她们又把我送去六大队强制转化，（那里被称作黑窝）。六大队也没达到目的，回来后，加期两个半月就放出来了。

2001年3月从劳教所回来后，环境还是很紧张，我问派出所管片民警你们为什么老抓好人，他说“好人坏人我说了也不算，江XX说你有罪，你就有罪。我挣他的钱，就得听他的。”经过前两次遭受迫害的经历，我耳闻目睹，知道迫害法轮功就是江XX一人的决定。地方政府、公安局、派出所的不法人员对我们镇压、抓捕，明知不对也执行，在名利心的驱使下无休止地干着坏事。人心变坏了，这是最危险的事，只是他们自己认识不到，不明白真象。

为了证实法轮大法好，为了让世人都明白真象。我和另一同修于2001年9月9日到天安门金水桥打横幅，证实大法，又一次被抓。同修被恶警把脑袋踩在地上打，鼻子，脸都打出血了还在喊“法轮大法好”。带到天安门派出所，因同修有身份证被吉林驻京办事处带走。我被关进已有八位同修的大铁笼子里，晚上全副武装的警察一行十人，把我们九人押到京郊昌平县公安局，大家都抵制迫害，不按手印、不照相，遭到毒打后就三人一组分到各派出所，我和另两位学生分到昌平派出所。

晚上九点开始审我，他们只是骗我讲姓名、地址，我只向他们讲真象，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我已经多次经历了。到下半夜两点多钟，看看没有希望了，恶警就动硬的了。我告诉他们，我不说地址是因为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想让我当地的政府及有关部门被株连，来北京就是证实大法，向世人讲真象，也包括你们，这是我应该做的。他们变脸了，开始骂人，这时进来一个彪形大汉，嘴里吐着脏话，一脚把我踢倒，我站起来，他又踢倒我，一连三次我都站起来了。他又来打我嘴巴，一边打一边骂：“老太太，你不有师父吗，他怎么不来保护你？我打你疼不疼？”我把头抬起来对他们说：“我当然有师父保护。”刚说完，我看他下手那么狠，可是真的一点都不疼了，只觉得热乎乎的。他看我一点不动，没有怕意，就拿来电棍先在我后背电一下，又来电我手心。这时审我的警察说算了，回去想想，明天就没那么便宜了。回到铁屋，那两个学生在哭，一问原来她俩受不住威胁都说了，又后悔了。第二天晚上又审我，我一言不发，他们上来一帮人，象地痞流氓一样，骂不绝口。我闭着眼睛就想，我是大法弟子，你们只是一帮小丑。他们拿来电棍，我就想你们没资格电我，要电，叫你们自己去承受。头一个一用没电，又拿来一个一用还没电，就到暖气管试一下，嘴里还说，刚充完怎么没电呢？乱了一阵子，不了了之，恶警说：“把她送回去，明天扒她皮。”

第二天下午，昌平派出所就往昌平看守所送我，我不去就强行绑架。看守所在公安局后院，我下车后就开始大声讲真象，围观一群人，最后我还是被关进看守所。

进监室后，正好是吃晚饭时间，我不吃，此前我已经三天没吃饭了，抗议关押，要求无罪释放。第二天上午就开始给我灌食，我拼命反抗，几次插不进去管子，最后才灌进去。下午还给我灌食，我就是反抗他们这种野蛮行为。又费了很长时间，恶警就给我戴上手扣子、脚铐子，同时把两个上下铐子穿在一起，使人抬不起头直不了腰，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躺，就那么弯着。据说只有重刑犯人才受此大刑。等再灌食时我身体已经被折磨得不行了，改打吊瓶。到晚上八点多钟就开始鼻口都出血。找来狱医检查说这人不行了，想打针，血管找不到了。警察怕我死在监室里，晚上11点多把我送到县公安医院。其实我心里意识清楚，就是没有力气说话。从半夜到第二天上午打了六瓶点滴，一个姓王的科长到医院来问我，你能走路吗？我说当然能，他说你得吃饭才能有精神，我说你把我放出去，我当然就吃饭了。他说明天就放你回家，连个地址都没有，还得给你花钱治病。第二天一上班就把我放出来了。问我家住哪里，我不告诉，他们说怎么给你买票（我自己300多元就剩50元），我说你就买天津票吧，结果他们给买了去天津相反的车票，列车运行五个多小时后，一问才知道他们骗我。离开了他们监视，几经周折我才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