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京仅住一晚，被非法拘留一个月

1999年7月，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诬陷大法，诽谤慈悲的师父。10月，为了澄清谎言，还师父、大法的清白，为了世人不被谎言蒙蔽，为了所有的同修能有一个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和四个同修一起准备进京了解一下情况，再上访。10月2日在放国庆假期间，我们在北京住了一晚上，10月5日我赶回家中上班。结果就因为这件事，西昌市公安局一科科长李玉旭、恶警周欣、罗毅对我非法审讯，李对我说因为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上北京，这是公安部的规定。我说我上访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李说：“江泽民定你有罪你就有罪。”我被一科非法拘留26天，同吸毒、刑事犯一起关在西昌市拓荒戒毒所。在关押期间，李玉旭、罗毅、周欣多次对我进行威胁，用工作、亲情、判刑来给我施压，逼我写保证不炼了，但是他们从未得逞。

二、签名说真话，非法抓进洗脑班

2001年3月，大街上进行诽谤大法的“万人签名”活动，所有的人只准写诽谤大法的话，否则不准写。有许多人是看了电视、报纸不明真相无端仇恨大法的，其中有一些是单位派来完成任务的。为了让不明真相的世人不对大法犯罪，我必须制止这无耻的欺世盗行。我提笔写下了“法轮大法好！”当场被西城派出所两个恶警强行绑架走，我多么希望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能听到真相啊，我象到了天安门广场，高声喊到“法轮大法好！炼功无罪，我们是好人！”恶警将我强行塞进车中。

第二天，我被西昌市公安局一科李玉旭、陈利送到西宁马坪坝“强制洗脑班”（由州610头子杜西川指使，市公安局一科操办）。这里已关押了近二十多名西昌的大法弟子。我问恶警我信仰“真、善、忍”有何罪？为什么要“转化”？他们答不出来，我拒绝所谓的“学习”（就是强制灌恶毒的诬陷大法的材料）。同修抵制“学习”，一科李玉旭、陈利、郑启有、张小兵、胡仲均、王永容、周欣等全体出动，大打出手，将同修陆远翠捆昏在树上，近70岁的老太太陆启珍被周欣铐在篮球架上曝晒太阳，同修何秉稷被周欣象踢皮球一样踢了近百米。同修集体绝食抵制暴力，恶警周欣怀疑我是组织者，对我罚站。在洗脑班我被迫害了十天，出来后听说在“万人签名”上写的那句“法轮大法好！”被他们卑鄙地作了一个加工，加了一个“不”字。

三、做大法工作遭恶警迫害

2002年，为了更好地带动同修整体升华，我和同修在攀枝花市米易县做大法工作。9月6日晚，米易县公安局政保科周林等对我和同修的住所非法抄家，抄走几十本大法书籍，几百份真相资料，师父法像二十多张。我和同修身上的所有现金、手机、呼机等个人物品（其中有我的金首饰和现金2000多元），未向我们出示任何手续。我制止抄掠，双手被恶警反铐在背上近两个小时（他们叫“苏秦背剑”）。当夜把我和另两位同修强行关押到米易县看守所。

第二天，恶警周林在非法审讯我时，我不配合，周林打我耳光。下午，我和同修被米易县政保科恶警秘密押到攀枝花市盐边县看守所。

我一直绝食抗议迫害，同时抱着尽力挽救每一个生命的心态给我见到的每一个干部、犯人、恶警讲真相。攀枝花市公安系统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负责迫害我们米易这边的是由支队长邱天民带队，恶警王勇、陈X、苏X（女）等八人，对我们进行令人发指的行刑逼供和精神折磨，我这里仅谈一下我个人遭受的迫害。

1、野蛮的强制灌食：为维护大法的尊严，我拒绝遵守任何监规，同时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绝食第四天，邱天民支队长下令盐边县看守所对我进行强制灌食，看守所张所长和干部石××带了七、八个男犯人，拿着牙刷、筷子、钳子等，强行将我按在木板床上，我一边反抗一边给他们讲真相，希望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他们不听。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大把，犯人死死将我全身按住，用钳子强行撬开我的牙齿，我拚命咬住牙齿不张开，恶警石××拿过钳子使劲撬，我的门牙被撬缺一块。牙齿撬开后，他们拿出牙刷、筷子使劲朝我嘴里乱插，同时拚命捏住我的鼻子，朝嘴里灌米汤，我感到快要被窒息死了，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能屈服于邪恶呀！我又拚命反抗，他们又一群把我按倒。这样连续灌了几次后，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才罢手。同监室的女犯人见我全身是血和米汤，都难过得哭了。我流着泪对石××说：“我不记恨你的所为，但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的会有报应呀！”我看见他象是被触动了，叹了口气走了。从此以后，他看见我发正念、炼功就再也没有管过我了。强制灌食后，我的喉咙、嘴皮、上鄂被严重伤害，半个月内咽不下米饭。

2、行刑逼供和精神折磨：从9月8日起，由邱天民带队的八个恶警就开始对我进行非法审讯。他们八人分成三班或两班，轮番审讯我，用名、利、情等常人的各种利益和判刑来威胁、利诱我。叫我出卖同修。我不屈服，他们用细尼龙绳将我双手反捆在背上，然后将绳子吊在窗栏上，只许脚尖拈在地上，几乎全身重量全部集中在双臂上，他们称之为“鸭儿浮水”。双臂酸痛难忍，一动弹，绳子勒得更紧，全身直冒虚汗。恶警王勇说：“这种办法，壮小伙子只需半个小时就会受不了的。”我制止他们行刑逼供，他们说：“迫害了你又怎么样？江××说了算。”王勇和邱××将我用绳子吊捆在窗栏上，最长一次一天一夜，期间邱××不让我吃饭，我被吊晕后，他们就给我灌盐糖水，清醒后，王勇每问我一次“说不说”，我不屈服，它就打我一次，打耳光，脚踢身子（我已被吊晕了也不罢手），用双手夹住我被吊的双臂捏。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利用大法弟子对师父的尊敬进行精神折磨。我被吊得不能动弹时，他们就把师尊的照片拿来污辱，我奋力反抗。他们逼我说出同修来，我坚决拒绝。我看透了他们的邪恶用心，一边奋力反抗，一边抵制他们的要求。邪恶前后对我进行了半个月的折磨，其间三天两夜不许睡觉（间断性地用尼龙绳吊在窗栏上多次），连续用尼龙绳吊捆在窗栏上长达一天一夜（其间不许吃饭）。

在非法审讯中，我把米易县政保科掠夺我私人财产的事正告了攀枝花的恶警，陈X说这些物品已移交到攀枝花市公安局，但是他们同样未给我出示任何手续。2002年12月，我被攀枝花市610组织非法劳教两年半，米易政保科派了两名恶警（一男一女）将我强行送至四川省女子劳教所──资中楠木寺。

4、在邪恶的劳教所，用生命护法

在楠木寺这个邪恶的黑窝，我经受了肉体和心灵的非人折磨（尤其是精神上的折磨，那是用语言无法表述的），同时也证实了大法的坚不可摧，维护了大法的尊严。

楠木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形式上主要是通过在这里关押的吸毒犯人及其他杂案犯来实施的（主要是吸毒犯人，他们心狠手辣，比其它杂案犯更残忍）。楠木寺对大法弟子强制实行“包押制”，即一至多名（一般是两名）吸毒犯“包押”一名大法弟子。从一进劳教所起，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任何一丝行动，甚至坐下去、站起来都在犯人的严密监控下，一切监控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许炼功、背书，不许接触任何一个坚定的同修，让你在这种严密的监控中感到肉体和精神的痛苦。包押的犯人的刑期就和大法弟子的“转不转化”挂钩，“转化”了，犯人可得到嘉奖，从而减刑，狱警得到奖金。就在这种利益的刺激下，犯人可以对大法弟子采取任何灭绝人性的手段，狱警却假装不知道，不闻不问，暗中指使。

2002年12月至2003年1月，我被关押在五中队一分队（中队长刘××，干事周×、曾×、分队长马×等）给我派了八个“包押”的吸毒犯，他们是邓祖慧、赖军、张义芳、罗××等八人，三班倒，二十四小时监视我的行动，除睡觉外，有二十天日夜不停地在我耳边谩骂师父和大法或用常人的伪善、用替他们着想、替亲人着想等手段强制我放弃信仰，强制我从早到晚坐军姿或站军姿，一动不动地面向墙壁，他们这叫“面壁思过”。我在这里关了一个月，由于我不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书，不打报告，不站军姿，有二十天左右他们将我关押在底楼一间不足5个平方的小黑屋子里进行特严管，终日不准出门，当时正是寒冬，阴暗、霉湿使我的双脚出现了关节炎症状。他们曾七、八个人围着我谩骂师父和大法或将我按住强行听诽谤师父和大法的话。其间我曾对见到的每一位狱警、犯人讲真相，我也写过书面材料给马××讲真相，要求停止迫害。

2003年1月中旬，我被转移关押在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八中队（七中队和八中队都是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中队）。八中队当时有130人左右，除26名专门从各队抽来“包押”大法弟子的犯人外（以吸毒犯为主），其余全是大法弟子。坚修的大法弟子互相之间不许交谈。我被关单间。恶徒在这里进行欺骗、恐吓和高压，邪恶不许我看见任何一位坚修的同修，不让听到任何一丝关于大法和同修的正面消息。接触的人除了包押的犯人就是“已转化”的叛徒。仿佛到了一个谎言的世界，满眼满耳全是诬蔑、诽谤大法、师尊的言论，见到的每一个人都在逼你“转化”，每一个人或谩骂或诱骗。有一次我上厕所时，看了一眼另一位坚修的同修，包押犯人史志青以我犯监规为名，在宿舍走廊上当着全中队一百多人打我耳光，然后犯人曾国蓉又伙同史志青将我强行拉进宿舍，按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我的头，拳打脚踢，当时我已绝食十多天了，毫无力气，我差点被窒息过去，而管教狱警廖××拿着手铐不铐打人的犯人却说我看了同修，犯了监规还不配合包押人员改造，要铐我。

楠木寺采取迫害的宗旨是中队长李奇说的：“活，让你活得难受；死，不让你死成。除非你‘转化’了。”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成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武器：上厕所，一天只能上两次，还必须给狱警打报告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才行；洗澡，我最长一次近两个月不让洗，天气已较热了，全身酸臭，恶警又指使犯人来嘲笑我不爱清洁；整天强制象木头一样贴近墙壁站军姿、坐军姿，时间一长，全身僵硬，走路都走不来了，特别是连续一周以上整天站军姿后，蹲下去解小便都解不出来了……，更痛苦的是精神折磨：我连续一个月被狱警派来的叛徒强行给我做所谓的“转化”工作，我不愿听，狱警就叫包押犯人按住我听，或给我念诽谤大法和师父的书。有时，我被他们围在中间不准走开，从早到晚，他们称这叫“人海战术”。尊敬的师尊被恶毒的诽谤，不堪入耳，神圣的大法被邪恶任意的凌辱，我不能沉默啊！我要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啊！我曾对每一批被派来的叛徒讲真相，从法理上破他们的执著，有的表示不愿做这种工作了，有的无可奈何的还在完成狱警交给的任务。先后有一百多人次对我进行各种手段的所谓“转化”工作，有叛徒、包押犯人、劳教所的狱警（甚至其他中队的）、教育科李科长，他们或哄骗或威胁……。每一个人我都给他讲真相，他们大都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但这里是执法机构，上面咋个命令咋个干，江主席不倒，这政策就不变。”2003年3月，我开始绝食。中队长李奇为了达到我“死不成，生不如死”的目的，把强制灌食作为折磨我的一种手段。“鼻食”是医院为抢救昏迷病人进食采取的一种手段，一般只偶尔用一次，时间一长容易引起胃炎等后遗症，而在楠木寺，却是一种普遍折磨大法弟子的手段。把手指粗的橡皮管强行通过鼻孔进入食道直接插入胃部，用注射器向橡皮管内注射药物或食物。被灌的大法弟子被犯人强行按在床上，双手双脚被手铐铐住，头和嘴被犯人夹住，插管时，难受无比，恶心呕吐又吐不出来，而狱警还吩咐要专门选粗一点的管子。犯人每次看到我灌食后回来都难受得吃不下饭。医生规定一天或二天只灌一次就行了，而狱警为了让我难受，一天要灌两次……。

4月，我再次绝食。绝食第二天，在滴水未进的情况下，狱警派人强行给我读诽谤大法的书，管教廖××支使犯人又将我象“耶稣受难”一样铐在窗栅上，我将手臂弯起顺势炼抱轮，不一会儿，我昏迷过去，队长李奇派犯人按我在地上用开口器撬开我的牙齿灌盐水。强行灌水时，犯人将我的尿逼出来，淋透了裤子。李奇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今天让你去丢脸”，为对我凌辱，在晚上，当着全中队一百多人强行将我按在大操场上，用开口器强行撬开我的牙齿，捏住鼻子，强行灌食，只感到人要窒息过去了，开口器接触的地方牙齿要被抵断了，嘴被强行张开后要被拉裂了（有的大法弟子的牙齿就是这样被撬落的），痛苦万分，这时满天星斗，没有一丝云，但是天空突然洒下一阵小雨点。大法弟子受辱，神在落泪啊！

我没有屈服，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维护大法的威严，我在铲除邪恶救度众生，多么神圣、伟大，我是为众生、为大法而存在的生命，无论邪恶形式上多么邪恶，其实谁也迫害不了我的，绝食的路虽然艰难，每天面对的方式是“鼻食”或是开口器，一天两次，但我一点也不动摇。邪恶后来又换了一种办法------输液，我一路走一路讲真相，一路反抗，到医院医生忙了半天也扎不进去，后来他们用绷带将我双脚紧紧缠住才勉强输进去。

绝食第16天，我悟到我要连强制灌食本身也要用生命去反抗。在中午，犯人和狱警又要按住我灌食时，我奋力反抗，结果头被撞出一条大口，缝了三针，我头上还在滴血，他们又对我进行“鼻食”。

第17天，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我“保外就医”，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