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7月22日听到电台、电视台、报纸等官方宣传工具同时诽谤师父和大法的声音，非常气愤，非常不理解：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任人污蔑呢？不行！我们必须向中央领导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同妹妹（也是修炼人）于7月23日去了北京。下车时见站台上站着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盘查下车的旅客，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是就抓走。我和妹妹在师父的呵护下安全地走出了车站，找个旅店住下了。以后，我们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到处都有公安便衣和警察，同时也有很多同修在广场上转悠。几天后我们了解了有关情况，决定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就在我们做出决定的当天半夜，警察到我们的住处查房，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当时还不懂得可不直接回答他们），他们就不由分说把我们扭送到市驻京办事处，然后由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和分局派人把我们接回来了。

回来后，先是提审，后拘留，共拘留了15天。期间恶警两次提审我们，我们都回答法轮大法好和其他洪法的内容。在拘留期间，我和妹妹的怕心和对亲情的执著心都起来了，最后在恶警的逼迫下，违心地写了保证书，不光彩地离开了牢房。

回到家，同修们指出写保证书是背叛师父的行为，是真修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做的。我悟到写保证书错了，决心抓紧学法，从法上提高。

我心绪刚刚稳定，各种干扰又来了。管片民警、办事处恶人、居民委主任天天到我家骚扰，说我户口不在这，不能在这片住，立刻搬走。我问他们租房住又不犯法，为什么让我搬家？他们说就因为你是炼法轮功的。我坚持不搬。为此，他们除每天都到我家骚扰外，又把房东找来撵我走。恶警们每天往房东的单位打电话，督促房东尽快撵我走，搞得房东不能正常工作。为避免恶人们给房东制造更多的麻烦，我于2000年12月份被迫搬到我户口所在地，和母亲住在一起。

到中共中央信访办上访，就等于走进牢房，有去无回，无奈只可采取其他方式抵制迫害了。

2000年12月16日，我和其他几位同修又去了北京。到北京的当日晚我们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众多人面前打开了横幅，高喊“法轮大法好！”几个恶警、便衣扑上来卡住我的脖子，一个便衣照我脸上打了一拳，然后他们连拉带拖把我塞到警车上。上车后，见同去的同修都被抓到车上来了，有的被打昏倒，有的眼被打青，有个50多岁的同修眼眉上方被恶警用皮鞋踢了个一寸长的大口子，直住外淌血。我们被转送到北京朝阳看守所监押。当时狱室已人满为患，各狱室除5、6个刑事犯外都是各地的大法弟子。为抗议邪恶的迫害，我们到看守所的第二天开始绝食。12月23日看守所把绝食的大法弟子分流出去了。我们先被送到邯郸第一看守所。那里的恶警更黑，他们让犯人搜我们的身。那哪是搜身啊，是搜钱。每个被搜过身的大法弟子钱都被偷走100-200元；我妹妹身上带的400元钱被偷走100元。我问身边的一名恶警：这些犯人当着你们警察的面偷钱，是怎么回事？那名恶警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然后耍无赖地说：没有的事。不多时，我又被分流到成安县看守所。到那里又是一顿搜身，一起分流到那儿的10个人身上共带的2000多元钱和4块手表都被县公安局的一名50多岁的女恶警扣下不给了。10天后由于没守住心性报了地址，又被住地公安部门派人接回，投入市第二看守所。没几天被判一年劳教，送到了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

到万家劳教所的当日半夜我被嘈杂声惊醒，见两个人被抬进来，全身被电棍电得黑紫。这两个人都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一个是阿城市聋哑学校的校长谢金贤，另一个是依兰县的吴淑莲。她们是被恶警电昏后又用凉水浇醒送回号里来的。有一位50多岁阿城市的大法弟子（忘记她的姓名了），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了还不放人。

2001年8月20日我获释回家后，在同修们多次帮助下逐渐醒悟过来，重新回到正法的洪流中。去年中共“十六大”前，国保队和当地派出所的恶警先后三次到我家抓我，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三次都脱险，可家人都被吓得昼夜不安。于是我离开了家，与其他同修一起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