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7月16日得法的。得法之前我患有慢性浅表性胃炎、胆囊炎、严重的风湿痛，中、西药天天吃，没有胃口吃饭时，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形体枯瘦，面色萎黄，精神萎靡。得法后，原有的病症全部消失。吃饭香，睡得着，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彻底告别了中、西药。李洪志师父告诫我们：法轮大法弟子处处都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我工作更加积极、更加认真。为了及时抢救病人，为了方便病人能及时得到医治，我即使是正在吃饭、即使是已下班或休班或正在做家务事，我也要马上放下手中的一切，先诊治病人。曾经一次面条已下锅，但病人来了，就马上去诊治病人，等处理完病人后，面条已成了浆糊，也只好连糊带水一齐喝下肚。工作之余主动打扫厕所。因为彝族老乡常进此厕所，但又不会使用厕所，加上许多当地小孩不讲卫生，所以厕所非常的脏，大便满地都是，有时进厕所时找不到下脚的地方，只好跳着走。因为脏，大家都不愿打扫厕所，而我经常去扫，几乎成了义务清扫员。我每天起床早，常常发现单位的路灯还亮着，便前去把灯关了。所以我在单位的口碑皆好，被领导和职工公认为大好人。

1999年7.20以后，中央电视台和报纸天天叫嚣，国家公务员不许修炼法轮大法，共青团不准修炼法轮大法，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紧接着我们县不法之徒开始收缴大法经书和磁带，驱散炼功点的炼功群众。我这个共产党员、单位上一致公认的大好人，一夜之间就成了“罪犯”，按上级的意图被党委、政府的一、二把手监管，每天的言论、行动都被监控，连什么时间睡觉、起床等都处于被监控之中，每天晚上都有人门外监视、监听。而且要求每天先上公安局政保科报到，再回单位报到。

97年农历腊月二十，我父亲去世，我在千里之外闻讯后匆忙返家为父奔丧，给单位领导请了假，可公安局政保科说未向它们请示报告，并命令单位领导和我已工作的女儿女婿担保我没去北京，若去了北京就拿他们是问。

以后每年春节回家探亲，请假条让领导批了后，公安局政保科还要签字批准。

自7.20以后，连年单位评选优秀（连续三年优秀者额外提一级工资），职工群众都说，论工作和表现，大家评选的一定是我，可领导私下对我说：“本来优秀应该是你，但你炼了法轮功，上级有指示，所以我们不敢评给你，评给你卫生局也不会批的。

公安局政保科时常来骚扰，也曾未拿任何搜查手续而突然来抄家，问他们我犯了什么法，回答是：“炼法轮功就是犯了法”。问他们：“炼法轮功是锻炼身体，不会影响任何人的生活，早晚炼功，不影响工作。法轮功叫人做好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人民政府，那又是犯了什么法？”他们说：“反正党中央、江泽民不准炼，炼了就是犯法”。我说：“国家宪法中公民的权利第一条就是说的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权利，你们干涉炼法轮功才是犯法，修真、善、忍是叫人做好人，做好人也犯法吗？真正犯法的是那些偷、抢、贩毒的，你们该管的不去好好管，却来迫害炼法轮功的。”他们说：“你说的那些我们不管，我们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质问他们：“我还是不是公民？我的人身自由你们为什么要剥夺？他们说：“你炼法轮功，就不能让你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