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又将师父的十本著作接连读完，期间我腰疼了二个多月，结果在一声巨大的振动声中不治自愈，我明白是师父替我消了大业。后来又拉肚子，一天入厕八次，吃不下饭，只能喝一点水，但精神出奇地好，还正常上班、上课。我的同修同事们也是大业小业一齐消，大家在一起工作、炼功、弘法，虽然很忙，但我们精神、心情很好。随着不断修炼，我越来越相信师父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大约修炼三个多月后，我的天目看得更清楚了，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现象。我对师父传给我们这么神奇的大法感激不尽，师父讲给我们的道理是我在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中不曾听到的，他使我们得到了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宁静、道德的高尚。我从儿时起，潜意识中一直在寻找一种归宿，现在我终于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回归之路，我坚信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

99年4.25，我潜意识里感到将会有难。果然7.20以后，邪恶的造谣铺天盖地地来了，电视上播放的“事实”让我感到滑稽可笑，然而我还是感受到了“十年文革”般的白色恐怖。虽然我没经历过，但讲述文革时的文章我读过很多。在以后的邪恶镇压、血雨腥风中，我悲愤填膺，说不出话，当然也知道没有说话的地方，我就反反复复向周围的人讲我们是好人，这样对待我们是错误的。学校领导逼着每个人写揭批大法的材料。长年的政治敏感性使他们也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政治游戏，多少年骨子里形成的趋炎附势、迎合“政府”、随大流的国民，觉着说说假话迎合形势也没什么，可怜的人啊！

大法在我心里生了根，我的生命都是大法所造就的，我要站出来证实大法，让全世界还有正义和良知的生命听到大法的声音。在这个强烈信念下，2000年12月23日，我和同修踏上了去北京的证法之路。在严寒中，骑着自行车经过4天共40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天安门。我们放下了生死，但更明白此行的目的不是被抓，而是证实大法！我们的心态很正，打着红色的横幅，上书“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忍”，在广场绕了一圈，警察也没来干扰。我想是我们纯正的心以及伟大慈悲的师父的加持使邪恶根本不敢靠近。在天安门，我们看到有的同修被恶警残暴地殴打、拖走，看着一排排白色的警车，我从内心涌起一阵悲哀：天安门啊，你每天都在上演着什么？你又见证着什么样的历史！

2001年元旦后，自我们从北京回来，我就感受到了各级领导对我的巨大压力。各方面对老师的管理，尤其对时间的控制都达到了严酷的地步，除了吃饭、睡觉外几乎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大会小会上都谩骂一气，大肆批评，其实都在针对我；还设专人在办公室及宿舍监控我，监听我家的电话、监视我的行踪。致使我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伤害，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真是犹如人间地狱，半句话不能说。

面对我才5岁的幼女，我常常泪流满面，不知何时他们才罢休，我们才有个正常的生活。他们想方设法欲找我的茬，高中的课很累，我尽最大努力干好我的本职工作，从各方面不出一点差错，使他们找不出我们大法弟子的一点不是。我精神上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还在干好工作，然而成绩再好也是对我故意找茬批评。我知道为什么。我开始给同事讲真象、发资料，也给各位领导讲真象；而且自身尽量做好，有三次住楼房的机会我都让给了别人。我希望我的真诚、善良和大善大忍能唤醒他们尘封的良知，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因我向同事讲真象，领导就屡次找我家属，希望并纵容家属通过暴力解决问题。我经常被打得遍体是伤，腿走不了路。在一次比一次严酷的暴力下，在修炼中，我也一步步坚强起来，在法中更坚定了。在我努力的工作下，我们班级取得了三校连考第一名的好成绩。即使这样，学校领导无视我的为人与成绩，在各方面找不出茬的情况下，终于直接伸出了迫害之手。他们也承认大法弟子是好人，承认国家打压法轮功不对，承认法轮功修炼者应有信仰自由，然而，在江氏邪恶集团的株连政策下，他们怕局里追查情况影响他们的前途和利益，逼迫我写“保证”，让我在工作与信仰问题上选择其一。最终，我因不放弃大法修炼被迫离开了我倾注心血工作了八年的校园。

江氏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善良的好人霸道无理、灭绝人性地残暴镇压，用工资、工作、前途命运等来钳制举国上下层层人员参与它的作恶、违心地表着态，打击善良、正义，助长假、恶、暴。江氏所作所为是人类及天理都不容的！江氏必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