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0日，江××开始迫害法轮功。辖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三天两头上门骚扰，什么要收书、写保证、填表等等多次未果。它们又叫来当地派出所警察范辉以及它们上级特派员一起来骚扰、威胁、恐吓。它们达不到目的，又跑到我上班的单位进行威胁。上班时工作单位通过学习、开会的形式逼我表态；单位领导单独谈话，上级领导到单位来找谈话进行威胁。2000年年初被下岗回家，失去了工作。就这样白天单位施压，晚上辖区居委会及派出所恶警上门骚扰，生活失去来源。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信仰自由遭到践踏。

下岗回家后，辖区居委会派一人专门监视记录我的行踪，每到它们认为的敏感日就上门骚扰。人身自由得不到保证，使你就感觉到生活在监狱中。

2000年12月30日我冲破重重阻拦，上北京上访。为了证明法轮功是正的、是好的，镇压法轮功是错的，为了说句心里话：法轮大法好。上午十点半钟左右我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广场上到处是警察，到处是警车。我来到广场中央面对天安门城楼开始炼功，刚刚开始炼就冲过来两个恶警不由分说把我架飞机式，这时我高呼：法轮大法好。恶警把我往死整，头几乎擦地，靠我身体右边的恶警使劲用大头皮鞋猛踩我右腰部位，这突如其来的场景使周围的游客惊呆了，人群中一位中年妇女的惊吓声清晰可闻，恶警每踩我一脚，她就发出一声“哎哟”的惊吓声，可见恶警下手是多么的狠毒啊！接着它们把我摔进开过来的警车，车上有六、七个警察，还有一男一女两名法轮功学员，它们把我按倒在另一名男法轮功学员身上，两名恶警坐在我的身上，还不停摇晃直到警车开到天安门公安分局院内，它们才从我身上下来。接着它们把我转送到北京西边方向的一个看守所，在那里我看到院内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对不报姓名的学员恶警用胶棍打、电棍电。我被带到一楼的一个号房，在号房的门前，恶警叫出号头强迫我脱光衣服进行搜身。当时北京的天气预告是零下9度，全身的鸡皮疙瘩冻得直起，一丝不挂站在没有任何遮拦的通道里，你说人的身心受到多大的摧残。同时受到这一摧残还有两位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

进到号房见一位学员双手双脚铐在一起，白天黑夜不能睡觉，只能靠墙坐着，上厕所必须有人帮助，已经绝食七天了。下午吃饭的时候他被恶警拖出去灌食，回来时这位学员气都喘不过来了，他跟我们讲：强行灌食后，两名恶警拖着他在院子里溜了几圈。双手铐在脚上挪一步都难，还拖着强溜圈。多么残忍！简直没有人性。我永远记着2000年12月30日下午六时左右发生在北京西边看守所的这一幕。

晚上十点左右我被带到武汉市驻北京办事处关押，一楼的水泥地面上没有床只有几床被子，晚上学员睡在地上。

2001年1月2日晚两名恶警把我从北京铐回武汉。3日在汉水桥街派出所恶警折腾我一整天，又是靠墙罚站，又是做笔录，因我不配合，又把我关小号，不给吃不给喝。

晚上七点左右他们把我劫持到武汉西郊的硚口看守所。送我去的是个小个子，约1米6左右，要我签字办手续。我不签字。小个子警察自言自语：你不签字没有关系，对你们法轮功不办任何手续一样关你们。这时看守所里过来一名警察戴个眼镜，个子在1米75左右，姓蔡，一上来就猛踢我一脚，猛打一拳使我退后几步重重摔倒在地上，又把我从地上拖到墙边，强迫我双脚离墙约1米远，头顶着墙。这时是武汉冬天最冷的时候，气温接近零度。后来进房号头被警察叫出去，不一会号头回来强迫我洗冷水澡。冰冷刺骨的水浇到人身上直打抖。火车上铐了一晚上白天派出所折腾一天没吃没喝，晚上又受这般罪，真是饥寒交迫。

为了抗议这种非法关押与迫害我开始绝食。可是绝食六天它们不但没有放我回家，一星期后反而送劳教所一年。在看守所15天我看到它们为了创收，强迫关押人员做手工活还有定额，不完成不让睡觉。

2001年7月18日在我没有签字的情况下，非法将我送往武汉市何湾劳教所二大队。二大队是专门关押我们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男队，当时就关了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和我一起送去共五名法轮功学员。下午1时半左右，我们被带到二大队院内，蹲在地上近4个小时不准动，痛得两只脚走路都不听使唤。我们被带到一楼恶警办公室进行搜身，折腾完后开始强制洗脑。五名学员每人身边安排一名包夹人员，强制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带进行洗脑，两个多小时后，我被带到二楼会议室由三名叛徒进行包夹洗脑，三名叛徒折腾一个多小时后见没有进展，叫来恶警继续洗脑，三名叛徒退下。恶警又进来又折腾半天，这时它们叫来一名劳教人员叫邓涛的对我进行威胁恐吓，见没成效就退下了，三名叛徒又进来对我进行强制灌输它们邪恶的东西，我一概不接受。没办法，二大队大队长和一名王姓恶警进来了，开始它们还能语气平和说话，我也跟它们洪法讲清我们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它们听不进去，折腾半天达不到它们的目的，开始撕下它们伪善的面具，大队长用威胁的口气吼道：你不转化我叫它们天天这样整你，看你受得了？叫它们整死你。王姓恶警见主子发话了也来精神了，拍桌摔椅威胁、恐吓、谩骂并叫来一名包夹对他说：你跟才斌讲好好照护他。[才斌是“严管班”的“班长”也就是“牢头”，长着一身横肉中等个子皮肤黑黑的自称“三进宫”(三次进劳教所)，深得恶警们的信任。]

到“严管班”已经是下半夜了，仍不让睡觉，大约过了两个小时才让睡，床上只有一个很破的絮，只好半垫半遮躺了一会，又被叫起来，因为已经是第二天，靠墙罚站，下午才斌趁我不注意在背后用肘猛击我的后心窝，震得我肺部感觉要爆炸了似的，心脏好像要从胸前飞出来一样，眼睛直冒金花，好一会才回过神。

当时的“严管班”共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实行专人包夹不准互相说话，坐地上，冬天的水泥地上够人受的，不允许接见、传件、通信。很多学员没有牙刷、牙膏、洗脸毛巾，卫生纸等生活日用品，它们不但不管还不准学员之间借用，当时我身上带了钱也不让用，连生活日用品也不让买。

还有更甚的，逼迫我们走操，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不让休息也没有停顿，喊操安排四人喊累了轮流上，却不让我们停下来，一个恶警与一个喊操人员说：这个办法好把他们拖垮。冬天的北风大，可每次结束时我们喉咙冒着烟，内衣全部湿透又没有水洗澡，也没有衣服换，身体消耗非常大，它们就是想以身体的消耗摧毁人的意志。

冬天强迫我们学员在腌茭头的水窖中站，水都淹到我们的膝盖处，下去不一会就把手、小腿及脚都冻红了，往上捞石头，石头捞完后再捞窖里面的腌茭头，一个水窖几十吨茭头靠我们两只手一筐一筐往上拔，一天下来手举碗拿筷子的劲都没有，而且长期营养不良。2001年7月中旬恶警张义及牢头才斌强逼我、曾祥刚等四人抬预制板，这种预制板是钢筋水泥制的，3米6长，一个就好几百斤重，开始咬牙坚持，没抬几块人就不行了，每走一步脚就发抖，腰都直不起来，到现在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有一天晚上快9点钟其它的分队准备睡觉，“严管班”被带到茭头池旁装车，要求从水窖中捞取十吨水货连夜上车。又脏又苦又累，到干完活已经是下半夜了，第二天照样干活，完全不把人当人对待。

2001年6月中旬一天下午2点半左右在武汉市何湾劳教所二大队四楼七分队“严管班”恶警张义正在污蔑法轮功，当时曾祥刚站起来与它理论，恶警张义恶狠狠地吼道：把他的嘴给我闭上。立即冲上去两名包夹人员张俊与邹涛，把站着的曾祥刚双手抓住，头按着顶在上下层铁床上的铁架上，两只手捂住嘴和鼻子，足足有3分钟，脸被闭得通红眼睛都鼓起来了，痛苦的样子叫当时在场的11名法轮功学员与十几个包夹人员都惊呆了。

十月中旬我们开始抵制这种非法关押，不走操、不劳动、点名不答到、不蹲下等。我被它们调到一大队。在窗子里可以看到二大队院子的事情。十一月初的一天下午1时左右二大队院内传来恶警的吼骂声。我到窗前一看，恶警正在对点名不答到不蹲下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只见胖胖的吴姓恶警双手压在学员的双肩上，恶警张义在后面朝学员的大腿、膝盖部位猛踢，非把学员踢得趴在地上才罢休，边踢边吼，七、八名学员就这样一个个被它们放倒，其景惨不忍睹。

连坐制迫害家属。由于恶警多次上门骚扰，使我年近八旬身体有病的老父亲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于2001年9月23日悲愤而逝，而我身在何湾劳教所却不能尽儿子此时应尽的职责。

它们不光骚扰我的家，还多次找到我妻子单位逼她签字、交待我的行踪下落等。2002年1月2日在何湾劳教所被非法关了一年的我又被武汉市硚口公安分局一科金姓科长带着两名恶警以及武汉市硚口汉水桥社区居委会书记李山海劫持到武汉市额头湾洗脑班，当时我全身都长了疥疮手脚流着水。在洗脑班关了近四个月，它们害怕疥疮的传染背着我逼家属签字才放我回家。

在洗脑班为抵制非法关押迫害我绝食两次。3月初的一天下午绝食中的我有气无力躺在床上。大约2点钟左右额头湾洗脑班负责人来到关押我的房间威胁道；你想绝食出去不可能。我说：你们这样关押我是非法的。它却说：你再犟我把你关到对面拘留所去。我说：那不是你说了算的。它凶狠地冲到床前爬住我衣领处使劲向下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接着又发疯似地把我的被子衣服全部扔到地上，真是丑态百出。

这只是我在四年迫害中亲身经历的部分而不是全部，由于自己文字表达能力有限，对事情和当时的感受述说得不全面，但我却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让世界上每一个善良的人们记住法轮大法好；让每一个有善念有正义感的人们看到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多么邪恶。

我借此机会再次严正声明：在这四年残酷高压迫害中所写的认识、保证书、签字等一切不符合大法弟子要求的言行全部作废，坚修大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坚定地维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