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全家都在市里，十来口人大部分都在修大法，没有修的也都知道大法好，并且都帮着洪法、讲真象。我的故乡在离市里30多公里的乡下，还有姑、伯、叔、姨，平时我极少回去，现在为了讲真象、救度众生，我开始频繁地回去了。过去回去怕累，总是坐汽车，现在我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我每次回去都是带着大量的资料，在一个亲戚家落脚，住上几天。乡下一年四季都比较繁忙。白天，我边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边帮着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边给他们讲着真象；晚上，我便骑着车子，依稀按着儿时的记忆，一个村、一个村地散发着真象资料。

乡村里依然很贫穷，村与村之间虽然铺上了柏油路，可村里面却依然是土路，晴天时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净车轱辘沟；下雨后，街道就很泥泞了，村里也没有路灯，特别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更是漆黑一片。刚开始时，我很不习惯，经常跌跤，真象材料洒一地，每当此时，我便爬起来，捡起真象接着做。第一次开始做时，心还有点胆胆突突，当我发出第一份真象资料时，心立刻变得坦然而宁静，甚至还有些喜悦。这样挨家串户地发，一夜能做几个村，周围的村很快就做遍了。有时带的材料多还没发完，我请的假到期了，该返城了，表哥、嫂们便让我把真象材料留下，他们帮着到边远的村子里发。

后来，我因利用假日去北京证实法，而遭恶人迫害，无故被开除。我就把时间都用来讲真象了。平时，我一个人在市各生活区里做，到了星期六、日，我便和弟弟、妹妹骑车子去市周围的乡下。

每次我们都是在傍晚时从市里出发，到了天擦黑时也就到了农村。乡下的习惯和城市截然不同，对整个村里的每家的情况，每个村里人都了如指掌，并且夜里也睡得比较早，所以当村里在夜深人静出现一个陌生人时，会非常显眼，特别容易引起人怀疑。所以我们做真象都选在刚擦黑、人来人往时，即便有人看见了，他也会当做是过路的，不会引人注意。

开始，我们俩各骑一辆车子，带着两大包资料。后来在做的当中，发现两个车子相当不方便做真象，便改骑一辆车子。每次做时都是一个人带着大包在路边放哨等着，另一个人口袋、怀里揣一部分，一家一户、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做。我们每次出去，都穿戴得和村里人差不多，从不穿皮鞋，每次做都特别顺。也许鸡狗都知道我们是去救度它们，所以每次都是鸡不鸣狗不叫的。我们每次无论带多少材料都能做完，大多数都能在夜里12点左右赶回家。近一点的村子，我们来回用3、4个小时；远一点的村子，我们提前走，来回用7、8个小时。虽然路途远，但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们从未有过疲惫与饥渴。

后来，我爱人见我们每星期都这样太辛苦，便特意借了面包车，装上几大箱子资料，我和弟弟、弟妹坐上去远处的村里发。有一回当我们做完真象后，弟弟说还拿了两个条幅，准备到市北郊的劳教所挂。当时一听说在劳教所挂条幅，我心里还真有点发怵（那时还不懂得发正念），发资料我已得心应手，挂条幅我还是第一次，所以正念不足。但看到弟弟他们很坦然，我便把怕的话压下去了，我不想把我不正的因素传给大家，并且极力抑制着这种不正的念头。到了劳教所门口，已是半夜了，行人不多，但不时有汽车开过，劳教所门口只有昏昏暗暗、惨惨兮兮的一盏灯。弟弟去门口贴真象标语，我和弟妹在门口旁边的花池栏杆上挂条幅。当我在系横幅的一刹那，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格外宁静、踏实，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当大法真象的条幅、标语一挂上、一贴上的时候，在另外空间不知销毁了多少邪魔。事后弟妹说，当挂了那个条幅后，她多年的痔疮一下子好了。

曾有一段日子，市内几个大资料点被恶人查抄，资料相当紧张，我们便自己动手写标语。村里的墙上、路边的电线杆上、田野的标示牌、桥头、机井房、田间地头农民的车筐里、拖拉机车座、车厢里，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真象传单及标语。

市周边的村子里都做到了，我们又开始向邻县做。我们又带了大量的真象材料在乡下的亲人家做落脚点，向邻县讲真象。那儿是半山区，我们从未去过，村子与道路我们都不熟悉，晚上是不能做了，我们只能在白天。我们在白天发传单时，多了一些智慧，不象在晚上，把真象叠好，放进透明密封袋里就行了，我们就在真象外面加上了一层美丽的包装。开始时是买了一些红色的非常精致的压岁包，后来发现那个东西造价太高，并且连3张材料也装不下。我想到了村里遇到喜庆事时，喜欢用大红纸，我便买了些大红纸裁好，包上真象材料，用透明胶带纸包好，价格便宜，又实用、好看，而且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给世人送吉祥、如意、大福之喜包啊。我和弟弟依然是合骑一辆车子，穿过河滩树林，走到哪儿就把真象留在哪儿。山区的路不象在平原，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常常是骑一段路、走一段路，令人欣慰的是那里的人们很纯朴，有时我们刚放下一份真象，马上就有人拿走看了。

记得有一次我自己白天去做真象，沿途路边有许多小饭馆、小卖部，我根本不用下车子，顺手就把红包投在了他们的门口，等到人家反应过来时，我已骑车走远了。走着走着，看见一辆农用三马子机动车坏在路上，有两个人正在弯着腰修车，我“噌”一下把红包投在了他们的车座上，依然往前走。不一会儿听到后面有拖拉机响，一辆三轮机动车“嗒嗒嗒”地超过了我——正是刚才修的那辆车，一人开着，另一人在车厢里正拿着材料看呢。那人抬头看了看我，大概已经明白是我发的了，我情不自禁地冲他笑了。下午返回的路上，我特意检查着地上我发放的红包：地上只有被人撕下的红纸，真象材料都被拿走了。只有一份被人撕开了扔在路边的土沟里，但却完好无损，我下去捡回来，又放在了一辆运砖的拖拉机上。

在几年的发放真象材料的经历中，我也遇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做到了一个水库的大坝上，那儿行人不断，游人也常去，有许多地方贴标语最好，只可惜我们的真象材料和标语都做完了。下坝的时候，路过一个军营的门口，我想：如果有真象材料在军营这儿发多好，军队封闭得最严，那儿更需要我们去讲清真象啊。遗憾中我无意一摸口袋，却发现还有一份真象，我高兴极了，便将资料放在了军营门口的岗哨亭上（没有哨兵）。这时门里有一个军人，不解地望着我，不知我在做什么，我微笑着向他点点头，我相信他一定会出来拿的。

有一些日子里，资料点印了许多讲真象的诗句和顺口溜，我动了一念：这些该贴在学校门口，叫孩子们背、念，因为那些孩子们被毒害得太多了。晚上我们做真象时，无论进哪个村都能做到学校门口，最后到了一个学校门口时，一摸口袋：真象资料用完了，包里也没有了。我们只好带着遗憾打道回府，刚走了几十米，一摸书包，却又从书包的夹层里冒出一份真象诗句来。我恍然明白，这是法的神奇，是师父在帮忙。

做真象中，我也有心态不正的时候。我的家乡有一条通向邻县的省级公路，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汽车不断，我们决定在公路边的墙上用油漆写真象标语，让每个行人、司机都知道大法好。一天晚上八点多，我和妹妹去做，沿公路走了很长时间，见公路两边的墙上全是广告，竟没有一块可写真象标语的地方。我急了，觉得救人要紧，便在公路边上的一个公告牌上写真象标语，妹妹不同意我的做法，认为这样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但我执意要做，她便不再言语，站在一边静静地立掌发正念。正写着时，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停在我身边好奇地看着，我没有理会，照写不误，他看了一会儿走了。在第二个地方我在刷大标语时（我写的每个字有1米见方），忽然有一辆轿车悄无声地开来，停在了我身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注视着我，我专心致志地写着，没有丝毫察觉。妹妹没有惊动我，在旁边凝视着他立掌发着正念，让他快离开。一会儿那个人开车走了，我们继续往前走，蓦然前方村子里有两处房子的后墙正对着公路，上面什么都没有，仿佛是专为真象标语准备的。我高兴极了，立即去做，妹妹依然是站在路边发正念，二十多米的墙面，被我大大的字写满了，公路上的行人、司机老远就能看得见。看着那鲜红的大字，我想起那些还在魔窟中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我们发的真象传单上的每个字，哪一个不是大法弟子的鲜血凝成的？可有些人却那么难救，不仅不领情，反而在邪恶的指使下举报大法弟子，随意撕涂传单和标语……想着想着动了常人心，气愤上来了，便在下面写了一行小字：谁涂大法标语必定被车撞死。回来的路上我与妹妹说了此事，她批评我没有善心，魔性太大，我也认识到了，调整了心态再写。半年后，我再次回乡下，看我写的真象标语有三处完好无损，有两处被覆盖了广告，有一处被白灰涂上后，大雨一冲，红油漆大字又露出来，变成粉红色，更漂亮了。

在讲清真象中，我们也遇到一些魔的干扰，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都顺利地走过来了。有一次我和弟弟做完真象往回返时，已过了午夜，我们手里尚有几幅真象标语没有贴完，便决定在回返的路上看到合适的地方贴上。前方有一座通向村子的小桥（那个村子我们已做过真象），我们就决定在那儿做。这时迎面来了一辆面包车，近前一看是辆警车，我们俩本能地对着它发正念，车拐上小桥进村子了。我就决定在桥上做，弟弟没同意，说往前走走。我们刚走出几十米，那辆警车突然从村里出来了，直冲我们开来，开到我们前方的十字路口，嘎然停下，车上跳下来几名警察，拦在路边。此时已是夜深人静，离市区还有二十多里地，路上除了我们俩，一个行人也没有，我们不停地发着正念，坦然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了。

作者的话：我是一个走过弯路的学员，当第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中“写出我见证的历史画面”征文启事与学员写的“跋山涉水讲真象”一文时，我也曾激动地想写，但想到自己修炼中曾有过污点，觉得不配在这悲壮辉煌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什么，所以就放下了。后来，我又再次接到了征文启事，我再次认真地思考这问题，我觉得我依然没有跳出“我”的圈子，还没有真正地溶进正法中来：我们的生命是法给造就的，我是法中的一粒子，我过去讲真象中的正念正行也都是大法与师父造就的，哪一样是“我”的？我写出来的是展现整个大法弟子随师正法救度世人的一幅幅壮丽的历史画卷，是恩师整个正法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又有哪一样是“我”的？基于这个基点，我写下了我们讲真象的历程。有做得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