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4.25”我到北京去为法轮功上访，在秦皇岛被堵截，并被送回到当地。从那之后，单位的领导便找我谈话，一个局长就对我说：“你算去了（意思就是开除）。”当时我也没有惧怕什么，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上访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也知道，我是修大法的，这不是考验吗？第二天，我们局里纪检的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到北京去上访？我就把天津抓大法弟子的事跟他们如实地讲了。后来我还跟他们讲，我虽然没有到达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旁边），但我听说，到了那里的大法弟子，把在那执勤的警察扔的烟叶头都捡走了，秩序非常好，这些人根本没有政治目的，我瞅他们这么好，我才学的。从那以后，局里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我没有屈服，始终向他们洪法。最后局里的领导、纪检组的人到我所在的单位给下了最后通牒：放弃法轮大法的修炼，写出深刻的“认识”，否则辞退。我没有畏惧，坚决不答应。我给局领导写了我的心里话——“我为什么学法轮功”。当时有许多的同事都看了并说：“这学法轮功没有什么毛病呀？！”这样我没被辞退，工作却被停止了。上司把我调到局里去“反省”，但名义上没有这么说。

我每天往返四十里路自己花着路费，到局里却什么事也不让我干。有时领导就找我谈谈话，就是让我放弃修炼。直到七月二十二日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法轮功的诬陷。我在压力下违心地写了不修炼的材料，上交大法的书籍，上了电视（现声明作废）。之后，我就被调转到离家有一百多里的偏僻小镇工作了。

在那个偏僻的小镇我工作了大约两个多月，总是感到自己做的不好，心中有愧，有时自己暗自流泪。一天早晨，我起来炼静功，当时脑子中就反映出一念：我就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当时正值江集团要升级迫害法轮功，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走出去。上午上班的时候，我就将我的想法跟领导说了，并给局长打了电话声明继续炼法轮功。

我被绑架到了A县看守所，不法人员对我实行“双规”，并要剥夺我的工作。我被“双规”两个月后，终因对亲情的执著，在压力下又违心写了“不炼功”的材料，并上了电视（现声明作废），家中被迫为我交5000元钱（说是保证金，但至今也没有还给我），我被从看守所放回家。回家之后，自己忍受着巨大精神的压力在极端的痛苦之中，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在我极端的痛苦过后，我仍然拿起大法书在学，局领导问及我学不学了，我仍然说：“学。”就这样，我每天看着大法的书。

在2001年8月间，有人给A县政法委写信，举报我传播法轮功真相材料。之后我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在拘留所里，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拘留，又被非法送到B教养院。在教养院里因绝食又被恶警戴上手铐并殴打，因为我拒绝“转化”，经常受到恶警的侮骂。并在国庆节期间，恶警违反有关规定将送我到“严管”，八天后又调回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大队。

11月间，又因为我没向他们妥协，他们仍违反教养院严管的规定把我送到严管，每天坐板，我绝食抗议。在绝食期间，教养院的管教找我谈话，我就跟他们讲，对我严管是违反法律的，他们说不出理由来。教养院的大夫来威胁我，“如果再绝食就强行给你灌食。”我对他说：“你们给我灌，我就找住教养院检察院办公室（对教养院的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那个大夫灰溜溜的走了。这样每天别人吃三顿饭，我喝三顿水。有时，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心跳的特别厉害，象要炸开一样的，持续很长时间。但我心中坚信：有师在，有法在不用怕。去抑制心跳，当时也真的不怕死。绝食十天后，那种心跳的感觉没了。到了绝食的第十三天上午，教养院的院长徐某找我谈话。我把我到教养院来，被打、被戴手铐的经过跟他讲，并指着我的头说：“我没有犯法，给我剃成光头，你看我现在是什么形象了。”他当时觉得很理亏，紧接着我又说，“把我送‘严管’是违反教养院规定的，这是对我的侵权。”他又说：“不是对你严管。”我说：“不是对我严管，让我呆在严管的班里。”他没有话可说了。他又假借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没有地方，而推脱。我说：“对我的侵权行为，不能因为客观的原因而不消除，这本身就在违法。”他又软下来说：“给我送到‘康复’（教养院有病的普通劳教人员住的地方）。”我拒绝了。我俩谈一个小时的时间，后来他真的没话可说了，答应给我解决问题。当晚让我单位的人把我接回家了。

在家呆了三天，单位打电话让我上班，我又去上班了。当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县政法委仍让我写“悔过书”，我拒绝了。并让我交在教养院强改期间的伙食费五百多元，我不交，后来未涨工资，补发的五百多元没给我发，说不给涨，后来得知是顶伙食费了。

2002年4月间，局里的纪检又找我谈话，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坚持说炼。纪检的人说：“中央有文件，炼法轮功要处理。”并要给我念，我说：“不用念了，我就是炼。”这样过了二十几天，局里纪检的人拿着教养决定书，对我执行非法劳动教养。当时，我正在工作岗位上，我看对劳动教养的理由是：“传播法轮功材料；绝食对抗；有拘留的前科。”就传播法轮功材料对我进行拘留已经是违法的了，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这次又以同一事实对我进行劳教，又把第一次对我拘留的处理当作“前科”，这更是违法了。我对局里纪检的那些人讲，他们不吱声。我拒绝接受教养，要求复议，并撕掉对我的教养决定书，他们就用手铐将我铐起来。我坚决不跟他们走。

后来，他们找来了县公安局的局长，还有政保科的人强行把我从单位办公室的二楼拽到楼下，当时我的鞋被拽掉，裤子被水泥地磨坏了。他们把我塞进早已准备好的面包车里，我开开车门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围观群众有数十人。就这样，我被强行带到教养院，被非法教养了。

到教养院后，我就开始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在开始绝食的时候，我就遭到教养人员的殴打，用脚踹我头，用鞋底打我的头，每天早晨从洗漱后，就开始坐板。而且在开饭的时候，我不吃饭，管教就不让其他的教养人员吃饭，并说：“谁吃饭掰掉谁的牙。”以此来逼迫我吃饭。我对管教说：“我绝食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不让他们吃饭？我就是不吃。”管教没办法了，只好叫其他的人吃饭了。在我绝食第四天时，就开始给我强行灌食了，由普通劳教人员按住我，教养院的大夫将灌食的管从鼻子插进去。我鼻子特别疼，插管经过气管处时直恶心，插到胃里后，用针管抽玉米面粥从管的另一头往里灌，之后再把管拔出来，管拔出来时，往往都带着血。那种滋味是很难受的。而且灌食是在新收人员铺板上，即，普通劳教人员刚被送到教养院所呆的地方，地上铺的地板有四十平大小，晚上人就在地板上睡，白天普通劳教人员就盘腿坐到地板上叫“坐板”。根本就不讲卫生，有时给我灌完食，有的劳教犯就用抹地板的抹布往我的嘴上一抹，就这样每天被灌一次。而且管教，告诉普通劳教人员读污蔑大法的书，让被非法劳教的大法弟子听，稍有不从，便被那些劳教犯殴打。这些也是管教指使那些劳教人员所为的。当时被教养的人很多，睡觉时都是立着睡，头冲着脚，脚冲着头，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我被从鼻子插管灌食，导致耳朵里被感染，每天都往出流脓，有时痛的连觉都睡不着。

我在新收队绝食抗议十五天就被送到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女队去了，女队的一楼有六个小号，专门用来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用的。我被送到一个小号里，每天铁大门被锁上，只有上厕所时才让出去。我没有被盖，当时是五月的天气，晚上还是很冷的，我就穿着衣服睡在木板上，有时刚刚睡着就被冻醒了。而有时睡着了，耳朵疼又被疼醒了，每天还要忍受着插管灌食的痛苦。有一次给我插管的时候，管被插到了气管里，我几乎窒息。后来，就把灌食的管从我的嘴里插入，七天给我换一次管，由于管动来动去的，我的喉咙和食道里全都肿了，痛苦不堪。但我没有放弃绝食抗议，我把我被教养的事跟那里的管教讲，他们大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的也表现出很同情。当我绝食抗议二十多天的时候，教养院的政委刘某找我谈话，让我放弃绝食，他让我把对我非法教养的情况写出来，他给反映到市政法委去。其实我也知道，就是反映到政法委又能怎么样呢？但我还是把我被非法教养的事写出来，交给了劳教所政委，我仍是绝食。

我被送到教养院的第二天，我就写了对我非法教养的申请复议书，可是二十多天也没有音讯。到我绝食三十多天之后，教养院的管理科又提审我，让我放弃绝食，否则给我加期，我把被非法教养的经过讲一遍，他们也真正地知道对我的教养是非法的，后来也没有给我加期。我绝食抗议三十九天之后，便被关到九大队（特管大队）“小号”(禁闭室)里，每天仍是灌食。开始我被锁在小号里，十八天后，我提出门给打开，管教便把我门打开，但是晚上仍是锁上的。到我绝食第六十天的时候，教养院的院长王某到禁闭室找我谈话，他说：“你不应该在教养院绝食，教养院是羁押的场所。”我便对他说：“如果对我非法教养的法律实施不是发生在教养院，我不会在这绝食，那么发生在这了，我就要在这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劳教，这没有错。”他听这话也没有话可说的了。他又跟我唠一些家常的嗑，说我在这里不去照顾家人，有意引导我，让我放弃绝食。我就给他讲，我是如何被非法教养的，我修大法之后，如何把家务活全部承担起来了，使做教师的爱人能更好的工作；我又是如何对父亲孝顺的，不是我不照顾家，而是对我非法劳教后，我不能照顾家了。那个姓王的院长说不出什么了，也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最后只能对我说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又问他，“我是不是被禁闭？”他说：“不是”。我说：“就不要锁禁闭室的门。”他吩咐身边的管教说不让锁门了。我又提及复议的事，他假装说要给复议办的人打电话，其实他心里是知道的，大法弟子被非法教养，复议根本就不受理的，但又不敢明说。我又提出要写上访信，他又吩咐管教说，给我笔和纸。这样我就开始写上访信了，每天我趴到小号的地板上吃力地写着，那时，我已经绝食七十多天了，浑身无力。

我每天写一封上访信，十几天就是十几封，主要是写给县、市、省人大、信访办、政法委，反映我被非法教养的真实情况。我又写了《要求撤销对我非法劳动教养的起诉书》，让我的家人到A县法院提起诉讼，县法院不受理（没有下正式的“不予受理”法律文书）。而每一封我寄出的信都得叫管教看，完全剥夺了通信的权利。2002年8月的一天，市政府复议办的人来了，说我给省信访办写信打到他们复议办了，他们让我填写了正式的《复议申请书》。我到教养院第二天（那是2002年5月14日）就把复议申请交到了教养院，而复议办的人却接到省政府信访办打回的我的上访信才来，是教养院没有将我的复议申请转递到复议办呢？还是复议办的人接到复议申请不受理呢？而在填写正式的复议申请时，他们让我将日期写到8月某日。之后，也没有给我下受理或不受理的法律文书，又无音讯了，后来教养院九大队张某告诉我，不受理我的复议。我又给市公安局的法制部门、局长写信，均无回音。

我忍受着非法教养的痛苦，却又投诉无门。因我长期在禁闭室呆着，那里见不到阳光，潮湿，加之空间狭窄，我染上了疥疮。绝食的痛苦不算，却又雪上加霜。疥疮是非常痒的，特别是到了晚上，更是痒的厉害，我刚要睡着，就被痒醒了。有一段时间晚上几乎是睡不上觉，瞅着天棚一宿一宿的合不上眼，白天有时能睡一个小时左右。有时晚上疥疮痒的厉害时，我起来在小号里走走，那些看我的劳教犯，又报告管教说我晚上不睡觉，白天他们就看着我，当我刚要睡着时便把我叫醒。我忍受着绝食、疥疮、还有睡不着觉的痛苦折磨。但我仍然是给有关部门写上访信。2002年9月间的一天，我想我再不能这样的忍受，我便写了一张纸条给管教，意思：我没有违法，我在投诉无门情况下，要求无条件的释放，否则拒绝灌食。我又被强行从鼻子插管，因我不配合插管，插的我几次窒息、呕吐，折腾了二十多分钟，管才被插到胃里。管教给的我手背到后背，戴上手铐，把我送到新收坐板。当时我已经绝食三个多月了身体极度虚弱。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虽被戴的背铐，但我仍是把灌食的管从鼻子中拔了出来。第二天负责看我的劳教犯，受到管教侮骂，被用电棍电，又受到新收班班长的殴打，用板子打臀部。我不想让那些劳教犯跟我受苦，答应管教不拔管，又被送回小号了，接着象以前一样被灌食。

在以后的日子里，疥疮就厉害了，手和脚都起了脓泡，不能走路，上厕所都得有人背着。就这样，我绝食的四个月二十八天，但却没有人给我解决非法教养的问题。到了2002年10月间的一天，A县公安局法制科的人到教养院去了，说我给市公安局局长写信了，对我处理有重复，把2001年8月间对的我拘留撤销了，执行教养。对此复议，我不接受，对我拘留已经执行完才撤销，而对正在发生的非法教养却在维护，撤销对我以前的拘留只不过是对我非法教养找所谓“合法”的借口而已，这是什么法律呢？更有甚者，教养院所在地的某公安分局，为了完成“严打指标”，到教养院提审我，给我扣上绝食对抗法律的罪名，并起诉到检察院，但未批捕。

真是“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弟子根本就没有讲过什么法律，……”（师父经文《用正念看问题》）我在承受着迫害的同时，我的家庭也在承受着迫害。我爱人是一所中学的教师，是初三级毕业班的班主任，每天早晨要五点半到学校，晚上九点半才能回家。在被迫害之前，我爱人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学生，我承担起了全部的家务。我被非法教养，爱人忍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且还要干好工作，照顾好家和孩子，还为了我的事还要四处奔走打点。本不富裕的家庭，又负债累累。爱人为了不耽误学生，早上把熟睡的八岁的女儿扔到家中，到学校给学生上自习，回家时，见自己的女儿在床上坐着哭呢；晚上到学校看护学生，回到家时见女儿在窗台上哭泣呢。而且爱人在给学生讲课，有时忍不住悲痛，面对着黑板流泪。六十多岁的父亲，得脑血栓后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而没有人照顾。我被非法教养后，我的女儿在托儿所里哭了一上午，幼小的心灵受到什么样的伤害呢？这难道只是迫害的我一个人吗？一个家庭深受迫害。

而我只是无数信仰真、善、忍中的一员，千千万万信仰真、善、忍的人被迫害，千千万万个家庭被迫害。我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没有错，但却承受着如此的迫害。我要用四年来所受到的迫害来控诉江氏集团，来控诉江××，早日将江××送上法律的审判台，送上道义的审判台，让正义重现人间。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分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