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前大概96年电视台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当时还是音像出版社的编辑，她在地坛公园制作了一个介绍法轮功的节目。

1999年4.25那天早上，为反映大法好的心声，怀着对政府的信任，我去了府右街国务院上访。进入府右街的路口已堵上了警察，但是警察主动告诉我们从旁边居民胡同走进去。果然胡同出口正是府右街，而且离中南海大门很近。大家都秩序井然地肩并肩站着并让出盲道。突然有人说总理出来了，大家都向前几步想看看总理，但一想得维持好秩序，马上又自觉地站回原处。不久有代表随总理进去了。

大马路上到处是警察和便衣，有个指挥模样的人在那儿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手一会指西一会指东，那些穿黑衣胸前佩带小团徽的20来岁的便衣聚了又散，他们那儿的空气很紧张象是要准备一场战斗。而我们这里却相反，一些老者坐在后面看书，还有的在炼功，而更多的大法弟子笔直地平静地站在前面静观他们的虚张声势。下午一道光环罩在中南海的大门上空，整个场面显得非常祥和、有序而庄严。傍晚人们下了班，人行道上人流穿梭，而我们的秩序依然很良好。晚9点多得知代表已从中南海出来，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家不反对群众的炼功自由。于是大家各自安静回家，地上一直非常干净。

1999年7.20的前几天许多辅导员被抓，于是7.20这天一大早我上了皇城根信访办。信访办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已站满数千人，仍有许多人往这里赶。我们被告知不许上访，成批的武警赶到，数辆空大公交车开到，头尾相连停在马路边上把我们围住。远处涌来了许多在附近居住的百姓，被武警强行驱散不许观看。大家互相挽起了胳膊一块喊“维护宪法、不许抓人！”武警们不分男女老幼、扯胳膊拽腿把我们强行分拆抓上公共汽车，一个老太太被小武警们扯得衣角破损，头发散乱。许多人自己上了车，看他们打算把我们怎样。

长长的车队把我们带到丰台体育场，直到傍晚仍有车带人进来，许多人是当天或头天从外省市赶来的。大家下了车围坐好开始集体学法。许多人打手机和外面联系，大家自觉维持好秩序。到了晚上，武警又强行抓我们上车并前堵后拥制造混乱，许多人丢了鞋子。公交车把大家分头带到不同的地方，我们被带到了大兴监狱，被一一问话后，在车里关了一夜，一直不让上厕所。第二天下午才回家。

2001年大年三十那天（2001年1月23日）我们去了天安门，这之前我跟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丈夫说去天安门向全世界人民申诉大法的清白是我最大的心愿，如果被抓，为不牵累他可以和我离婚。他说不会和我离婚，单位让退就退。年三十前两天他告诉我，他们开会说天安门广场三十那天增加上千兵力，谁也进不了天安门。但我还是去了。11点多我们到了广场边上，果然广场四周十几步一武警，成群穿着警察制服的人和便衣在周围游走，还有多辆依维克面包车停着。这种情况下，任谁插翅也难飞进广场。所以，发生在同一天下午2、3点左右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一看就是假的，象刘葆荣这样从小地方来的老太太，还有被打死的刘春玲这样的普通女子，还有其他人，如果不是警察们有意安排，她们又怎么可能在这种戒备十分森严的非常状态下一个个进到广场里。特别是按刘葆荣所说的“经过”：这老太太东张西望进了天安门广场后，又大模大样坐地上，然后又伸手摸怀里的装着汽油的可乐瓶，还想喝两口，完了又东瞧瞧西望望看其他人有没有点着汽油自焚（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刘葆荣自己对着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说的，“焦点访谈”里都播出了）。这个过程少说也得一、二十分钟吧，那么多广场执勤的警察、武警、便衣难道都是瞎子，没有外人、警察林立的广场上一直就没有一个人过去盘查？等人点起火了才忽然拿出好多灭火器来灭火。当然还有其它的漏洞，“自焚事件”这个陷害诬蔑法轮功的真相早晚会被全世界的人都认识清的。

我们见进不去广场，就来到金水桥上打开了大法横幅。警察冲上来把我们抓进中山公园里，那里已有三十多人被抓到这儿了。一个警察把墙上的大法真象揭下来恶狠狠贴到一位女大法弟子脸上，那位女弟子泰然的对大家说，我们贴的真象它们会揭下来，而它们贴的我不会揭，（大法真象在我身上）我感到非常荣幸。有的人当场被恶警打脸。

下午我们被迫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园后门驶出。在窗边我们又拉出一条横幅，路上有些堵车，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举目观望我们的横幅，躲在后面的警察见状抢走了横幅。晚上被关进了分局，号里十几平米却关了20多人，除两个普犯值班，号长一个人睡外，其余人全部垂直号长的方向睡三排，最后一排即在水池、马桶的四周，而且这三排人没有一个能把腿伸直的。这天夜里我被提审了三次，提审的警察说大年三十也回不了家就一直审我。它们一会骗我说：“今年上边有零指标，你说出地址就放你回家。”一会又撕下伪善的面纱发疯般地打我的脸，又用铁板条打我的脚心，它们见我一声不吭，说我是江姐。我心里想我们是最正的，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你们不配打我，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有一个恶警甚至想拿它的黄色淫秽扑克牌给我看，被另一个警察制止了。第二天恶警的上司来疯狂打我的脸并要人去拿电棍。不久警察回来说电棍被锁屋里了。和我关在一起的还有四五个大法弟子，有一个被警察拉到雪地里冻，她看到一个男功友被埋在雪地里。警察还电了她全身。另一位大法弟子在提审时报了姓名、地址，我告诉她不要配合邪恶，晚上她求师父再给她一次机会，第二天警察说她昨天说的是假的并用电棍电她，但她说师父在保护她，她不觉得疼。这里的号长说已见过上百名大法弟子，好多都成了她的朋友，等出去了想让自己的妈妈也炼。

第五天我被转到分局，时值深冬，号里有弟子由于不说姓名、地址被警察拉到外面浑身被泼凉水冻着，还有一个叫武丹的弟子因把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出去上网而被判刑，她当时全身长满了疥非常痛苦。头两天我没有象别的大法弟子一样绝食来全面抵制这场邪恶的迫害，常人心上来了，因为知道家人在托关系救我。但两天后还没有动静，我意识到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我要绝食出去。犯人们都出来阻拦，有的说我绝食她们就会受牵连，甚至已开始修大法的犯人也说我不该绝食，并告诉我她曾经用剩馒头帮助藏经文躲避搜监。晚上号长说我如果不放弃绝食所有人都不睡觉等着。我感到压力很大，就答应先睡觉吃饭让我再想想。晚上做梦梦见自己要了别人的毛茸茸的颜色非常艳的鞋。我知道自己还有依赖家人的有求之心，应该放弃这些不正之心堂堂正正的走出去。

下定决心，第二天下午我开始绝食抗议。这次没人再劝我了，号长和警察让我面墙站着，我坐下马上就有人把我拉起来，我索性站着背大法“识正邪，得真经，轻其身，丰其慧，充其心，乘法船悠悠。善哉！奋力精进，直至圆满。”(《悟》)开始后背有些空，不久就全身轻飘飘，站到晚上很晚的时候，突然我眼前一片漆黑象瘫痪了一样倒下。不久我恢复了视力，但手好长时间都是僵着不能动。它们给我量血压时，我心生一念，让血压不正常，果然说我血压不正常。它们立即给我上了手铐脚镣带到医院。我拒绝插管，屏气挣扎着，管子无数次从鼻子插到了嘴里，它们插进去了又被我拔了出来。恶女警气急败坏地乱打我的头，揪着我的头发当着围观的人说：“看，这就是大法弟子的形象。”它们找来了绳子把我捆起来，并死死的揪住头发按在床上。插完管它们把我弄到看守所最紧里的一个空号里用宽胶带把我十字形绑粘在地上的一个破门板上。全身哪都动弹不得。为了天天给我灌食方便而又怕我摇头把管子弄出来，在我的额头上也粘绑了好几道胶带。两个犯人在没有经过任何消毒的情况下，蹲在地上给我灌了它们用凉水冲的豆奶和狱医给的药，并留下来看着我。半夜一个警察良心发现把粘在我眉毛上的胶带揭了下来。这两个犯人都接触过许多大法弟子，并说出去也要学大法。灌完后管子还留在我的胃里，听说有人好长时间才把管子抽出来，抽出时管子几乎已粘在食道上了。管子的胶皮味使人阵阵恶心，我嘴里反出许多黏液，只能靠那两个犯人用手纸帮我擦去。如果有大小便它们也不会松开让我上厕所的。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的内心却无比的平静，不久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狱医说要一直给我灌下去，想吃也得给灌。我对给我灌食的犯人说，恶警不是想救我，它们是想折磨我。狱医说，我就是上了灌食瘾了。不久负责取保候审的人让把管子拔了，带我回原来的号，并小声说，已通知我丈夫来接，还说不是因我绝食放的，这里刚刚死过人。

回到家，我的大法书籍早被派出所非法抄走，婆婆也被迫把我放在她那儿的大法书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规定我出门必须得有人跟着，单位也迟迟不让我上班，保卫处长和派出所所长和民警天天轮着找我谈话，还来过一个犹大，它们的目的就是不许我炼大法。我认识的功友几乎都被抓了，剩下的不是被迫离家出走，就是不敢把书给我。我内心非常痛苦，后怕的心也有了。街道让我写认识，我就把去天安门后发生的事一一揭露出来。2001年3月派出所恶警两男一女到我婆婆家说要让我去派出所谈话，我意识到它们在骗我，拒绝去，它们就强行把我抬进警车直接送到了分局。当时婆婆在场。他们其中的一个在得知我去了天安门后知道自己将被扣钱就给我丈夫单位局长打了电话进行报复。这次的被抓太突然，所以对我的精神打击非常大。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后，人变得消极和懦弱起来，这样它们有了继续加重迫害的机会和借口。

2001年4月一天的早晨，我被送到北京市劳动教养人员调遣处。一个黑黑的没有人样的男警把我们带进了两排平房之间的空地，强迫我们抱头蹲着且两脚跟不能分开，头埋进大腿里。如果蹲不住或蹲得不规范，就会被看着的犯人踢打。后来这个犯人说那是踢给队长看的。由于蹲的时间过长，这之后的一个多月，我的脖子都是僵得象龟壳一样，微微低点头就承受不住马上掉在了胸前。天越来越热，之后被关押进来的法轮功学员在太阳地里蹲着，很多人的膝盖被晒出了大脓疮，有严重的还住了医院。它们根本不把人命放在心上，兽性般地迫害人的信仰自由和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接下来的新关进来的学员照旧长时间在烈日下蹲着。（后来有个被晒出疮的学员和我分到新安女子劳教所时，她腿上的疮已经变成了一个永久的硬硬的紫黑色的四个蚕豆大小的鼓包。）蹲过之后就会被叫到一个储物间写不炼功不传功的保证，不写就用电棍电。15人一间10多平米的平房里满满地放着四张上下铺的床，8个人可以睡在床上，其余人睡床底。这间屋子仅有的一扇窗门晚上从外面锁上，屋里的两盏日光灯通宵达旦。早上上厕所和洗漱时间只有三分钟，15个人4个水龙头，没有下水道，要靠人不断地把流入塑料桶里的水倒到里屋的厕所坑里。还要有人倒掉昨夜马桶里的屎尿并冲洗。就是象普教那样啥都不干的，也是洗完脸刚蹲下就被哄走，慢一点还要挨打。总是一个星期都没有时间大便，最后疼得受不了，得求恶警，它才让开厕所门。

我当时在二班，当时班里有一个犯人打手叫李春玉，是第二次关进来了，它说第一次劳教时，他们打法轮功学员非常狠。现在明面上不敢打得太厉害了。那时男女劳教人员是被关在一起的，分别在两个楼里。后来它经历了搬家，男劳教搬到了团河。关于把女法轮功学员推到男牢房里，被强奸一事，劳教所分开后反咬一口，说法轮功造谣，借以动摇法轮功学员对明慧网的正信。犯人班长把全班所用的买卫生品的帐和买新马桶的帐都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法轮功学员说话或向窗外看就被打小报告，犯人并在警察授意下殴打法轮功学员。犯人班长一直没下劳教所，临解教时得了鬼剃头。

包筷子每天要完成五千双的定量，还要每天背几次1米多高的装筷子半成品的麻袋，床板铺上反复使用的破牛皮纸或旧挂历纸，防止筷子顺破床板缝掉下。因长时间不让上厕所，床下的尿盆被频繁使用，屋里又非常拥挤，普教少不了把筷子掉进尿盆捡起来继续包，因为筷子是有定量的，少了警察不答应。比我先来半个月的人，手指就已被磨破了。法轮功学员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由于动作慢，她们的定量要由其他人背，所以就经常挨打挨骂，并在紧张的少有的上厕所时间，负责倒尿桶尿盆。晚上老人打呼噜，守夜的19岁的普教就天天拿老人寻开心，它长了一身的疥疮，白天就睡在老人的被子上，还偷盖着我的被子，并经常尿床。但警察却置之不理。它也经常遭班长打骂，于是就拿老年人撒气。它抓过身上的手还要去包筷子，我们吃饭都洗不了手，更何况包筷子了，可想那筷子是怎样的“已消毒”。这样的筷子从劳教所、调遣处批发出去后，街头的小饭馆里人随便使用，一般人也不关心这筷子是怎么来的。恶警们为了赚钱，什么恶心人的坏事都干。

一个中医学院毕业的小个法轮功学员，因她的鞋号小，说没有她的号，就让她穿一双大三四号的棉鞋，还要天天出去扛麻袋。因厕所水池没有下水道，地面总是湿的，大夏天她的棉鞋却一直没有干过。还有一个学员的脚被湿鞋捂烂了，散发着恶臭。

六月左右，天气非常炎热，因迟迟不发夏装，许多普教就只穿着乳罩干活，说是警察怕发生中暑允许的。当时我们穿的还是冬装，春秋装也没发。

这里的规矩都是侮辱性的非人待遇，出门要低头抱手，眼看脚尖，否则就打脑袋；走路要小碎步，转弯要走直角；吃饭要排队轮流到警察面前一条腿蹲下报告，大喊我是劳教人员某某，要多少饭，并喊谢谢队长；每天早晚要抱头蹲下点名；头天来还要在光天化日下当众脱光衣服检查。外面的男警察和送货的人都可以看到，因两排平房之间是铁网拦着的。这就是江泽民恬不知耻地向全世界欺骗说中国处于“人权最好时期”的一个真实写照。

一个多月后，我们被戴上手铐坐上了大客车，车窗被拉上了帘子，头必须低在车窗下。原来调遣处是个不可告人的密点。

到了臭名昭著的新安女子劳教所，我被分到了三大队。这里表面上好象和调遣处不一样，操场被打扫得很干净，墙上还画着画，象是脱离了地狱，可是实质上这里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在调遣处你还可以做人，而在新安它们要用各种更加隐蔽的、更加变态的无人性的手段强迫你背叛自己的信仰，必须骂教导自己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李老师，承认它们的非法迫害是对的，背信弃义站在邪恶一边，把你变成鬼，迷惑世人，掩盖真象。

这里反常的和非法的事很多：

1、普教班长犯了错可以当众对中队长喊叫，不服管教，而安然无事，并常被三大队大队长焦学先叫去吃小灶；

2、恶警焦学先不让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上厕所，却不知耻地当众取笑她们把屎尿拉裤子里；

3、利用同性恋的普教对大法弟子耍流氓，大法弟子反抗呼喊，却要大法弟子出钱赔惊吓费；

4、外国记者来参观时，挑了高压下妥协的人破天荒上了一次地理课，而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被藏在了集训队。三队还拆走了三分之二的床位以显得宿舍宽敞整齐，那三分之二没床的人被临时关在了四楼。楼道及室内的地面让学员趴在地上用洗涤灵和布擦得比吃饭碗还干净。现买了金鱼和鲜花，参观后没几天鱼就几乎死光了；

5、在新所门上是嵌了玻璃的，可是在最紧里关坚定大法弟子的屋子的门上却要糊上报纸，不让看到里边到底发生什么；

6、厕所门上锁，恶警也是厕所所长；

7、元旦的晚上，焦学先等恶警逼全队人面对坚定的大法弟子张亦洁站着，好迫使她“转化”，否则都不许睡觉。天快亮了，张亦洁被迫写了恶警要的东西，恶警焦学先又充当好人，让我们大白天睡觉。谁知一会就让起床、不让睡了，后来知道张亦洁又把刚写的给撕毁了。再看见她时她已经被打得两眼青紫。后来张亦洁被关进集训队好几个月，她人本来长得十分精神漂亮，但从集训队回来后，整个人仿佛一下老了一二十岁，憔悴、衰老，身上有被用过刑的痕迹。

8、一有上边来检查就要迅速把给警察赚钱干的活藏起来，可见这活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9、每封信都是开了口的，我写给家里人的信有三分之一石沉大海却不给任何解释；

10、因怀疑学员藏有经文，把所有的物品翻个底朝天，半个班半个班地到水房当众脱光衣服等待它们一件一件地检查；

11、一个班如果有“反复的”（被迫妥协后又声明重新修炼的），这个班就要单独延长洗脑时间，并强迫班里每个人说出对这事的看法。神经质的恶警焦学先怀疑每一个人，并在其中挑拨是非、造谣恐吓，让学员之间互相不信任，促使每一个人都孤立起来，巨大的压力、随时的逼迫，使得大家极少敢互诉心声，哪怕是悄悄的；

12、强迫长时间劳动和洗脑，让你始终保持紧张和疲劳状态，没时间思考大法的事；

13、不给得了疥疮的学员隔离和消毒，反而扣留新关押进来的学员的床单和被罩，让出所劳教人员的旧的已感染各种皮肤病的被罩床单和劳教服在所里反复使用。因恶警们利用这种形式从中谋取利益，使得严重的疥疮在队里蔓延。同时它们又利用这种不至于伤及生命但却能折磨你的手段，达到对你精神意志上的摧毁。我所在的班就有半数以上的人得了疥疮，深夜刮皮肤的声音此起彼伏，好象与那皮肤有什么深仇大恨。直到我也得了疥疮，才体会到那浑身爬满了虫子般夜不能眠的痛苦。

身体上的痛苦其实并不算什么，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最摧残人的。不放弃修炼就不让睡觉，一拨一拨的人轮轴般在你眼前转，一会“透露”集训队的种种酷刑和精神折磨恐吓你，一会又骗你“转化”后还可以冠冕堂皇地看书、创造更安全的空间等等引诱你。在种种的精神的折磨下，人的东西放不下，就很难走过去。三天三夜后，和我同来的六个都妥协了，它们利用我的还没有去掉的依赖和惰性叫来刚刚妥协的人来，这两个人中，一个是和我一起来的，一个是最后就剩下我和她都坚定时，在厕所遇上还互相鼓励的一个人（这事当时立即就被告到了恶警那）。我抱着好奇心听信了它们的歪理。

向邪恶妥协后，一个个疑问得不到解答，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下，由于怕心还要极力地伪装自己，那真是生不如死。为不能找回大法曾经赋予我的堂堂正正而内心极度的痛苦，于是向外求进一步地误入歧途，对证法的事和珍贵的正念象旧势力的最后一样不了了之了，以为自己已尽力了，不明真象的人已不配得法了。这不就是旧势力的思想吗？

我的所谓转化对世人的迷惑是巨大的，尤其是刚刚明白一点真象的家人，他们只能无助地随我一起被推入无底深渊。听说从不生病的儿子在这时突然发了一场高烧，人都抽了起来；婆婆也是大病了一场；丈夫的单位也强迫他写了保证。

出所后，全家依然生活在不安之中，因为恶人们还要继续对我进行监视居住，并定期向家人和单位领导调查我的情况，如有什么人来找过我等。

正如师父所说：“法能破一切执著，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排除干扰》）一接触法，我心中的迷团全消了，认清了邪恶的本质，我又重新站了起来，堂堂正正发表了声明并重新汇入了正法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