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学法点是由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同修租的，专门用来供同修学法和资料中转用的。一个简陋的只有5、6平方米的小房间，屋里没有任何家具，仅有的东西就是铺满了地面的褥子。从99年7.20开始到2000年底，无论外部环境怎样恶劣，这个学法点的同修们一直坚持着每周六的集体学法，从没有耽误过一次。同时这个学法点也兼做资料中转用，平时经常会有同修整箱整箱的往这儿运印好的资料，然后再由学法组的同修分散发出去。在这儿我认识了李姐、刘姐等同修。

李姐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附近的自由市场租了一个小门面房，自由市场每天人来人往的很多，又不起眼，所以同修们一般都喜欢来这儿取资料。李姐每天忙的更多的不是生意，而是和同修一起忙证实大法的事。我每次去她那儿，总会遇到不同的同修，要么大家切磋、交流，要么李姐就带同修去取资料。

听说那一年的7月份，李姐去天安门证实大法，被恶警绑架，十几天的严刑拷打，并被警察用烟头连续四、五个小时的烫她的双手、脸和嘴，她都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在被警察烫伤后的第二天，李姐看到折磨她的警察，便冲他笑，并打招呼。警察很奇怪的问她：“我打你那么狠，你不恨我？”李姐笑道：“不恨。”警察很感动，以后对李姐一直都很尊重。后来李姐被无条件释放。

有一次，李姐站在附近很繁华的一条街道上，举着大法真象资料，大声向路人问道：“谁要法轮功真象资料？”当时一下子围过去好多人向她要。

李姐的爱人也是大法弟子，看上去很实在的一个人，不爱讲话。每次李姐和同修出去的时候，他都一个人默默的看守着门市，从没有怨言。一次，我去找李姐，只有他一人在，李姐和同修出去了。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她（指李姐）接触的同修比较多，大家也愿意找她，家里这边我就一个人照看。不论干什么事，都是以她的事情为重。”我们又谈到和平时期炼功的事情，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98年冬天特别冷，那天下了第一场大雪，有半尺厚，他们照例去炼功点炼功，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缺席。在炼第二套功法时，他无意中睁开眼，发现炼功场上空有一个大法轮在旋，颜色和《转法轮》封面上的一模一样。然后大家都看到了，说“师父在鼓励我们呢！”

刘姐是外地流离失所到这儿的学员，她本是某大学的老师，因为进京上访被劫持，非法判了三年劳教，后来逃了出来，流离到此。当时大家除了直接发资料外，也在大面积的邮寄，她主要负责邮寄这一块儿，每天要写很多信封，同时当地的很多事情也是由她在联系。我认识她的时候，她们正在考虑再次进京上访。

一周后，我去天安门打横幅被绑架，关在广场派出所的地下室，在那里我又认识了许多不知名的同修。看到了、听到了许多同修们证实法的事迹。他们中有年迈的父亲带着两个女儿来的，有夫妻一同来的，更多的是和同修结伴来的，也有单独去的。

同修A是一个30多岁的农家妇女。当时我们在地下室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的大声喊：“法轮大法好！”中间夹杂着恶警的怒骂和厮打声。后来听刚被送进来的同修说：有一位女同修从在天安门被抓开始，一直在喊：“法轮大法好！”不停的喊，被警察打耳光，打的很厉害。很快这位同修被送进来了，就是同修A，只见她的短发被打的蓬乱，两颊红通通的，有点肿，但是精神很好，面带微笑。她进来后不久，从贴身掏出一个“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挂在地下室的窗棂上。地下室的顶上有被以前关进来的同修写的“法正人间”四个大字。同修们望着条幅和屋顶的字都很开心。后来在交流中我得知：同修A是东北人，1999年5月才得法，这已经是第二次上访被绑架了。第一次她被非法关押在当地四个多月，家里被罚款1万多元（1万多元对农村同修来说是一笔大数字）。在第一次被非法关押期间，她背会了四十多首经文。

同修B也是东北人，看上去很年轻，非常漂亮。当时她坐在我旁边（席地而坐），交谈中我知道她其实已经30多岁了，有一个2岁的小宝宝，和丈夫很恩爱。她告诉我这已经是她第六次来北京为师尊、为大法鸣冤了。她本来有工作，后来因为不放弃修炼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当地政府强迫她将户口转离本地，而其他地方又不肯让她落户口，所以她一直自己拿着户口。不过倒好，这样谁也管不着了。她一直跟着亲戚做生意，那是一个利润颇丰厚的行业，正常情况下，她自己一年可以赚得几十万，不过她告诉我她每年也就做两三个月，够全家一年的使用就行了，其它时间她一直是在上访。她告诉我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配合邪恶，应该绝食抗议，并谈到：在绝食几天后，它们或许会给你灌食。灌食是非常难受的，几个人拉着一个人，强行灌，那时候绝对不要配合它们，你只要在心里保持正念，心里想：我是神，它们不配这样对待我，绝不能让它们灌进去，它们肯定就灌不进去。

晚上天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被装在大轿车里拉向不知名的地方。路上，同修B一直领着我们背《论语》并背诵《法轮佛法（在欧洲法会上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今天你就面对着死亡，不管是任何一种死亡形式，你面对死亡你毫不畏惧，你根本就不在意。我也许死掉之后我会去天国，那么死亡的事情真的就不会有了。关键是看人心，我们大法修炼就是直指人心，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你的心不动，其他表现都是假的，形式是假的。”

谢姐和吴姐是一起被绑架的。叫她谢姐，实际上她已经50多岁了，只是开始我以为她也就30多岁，便叫谢姐了。谢姐和吴姐两个人是我所知道的当天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间最长的，她们两人在几个警察的拉扯、强抢下坚持了20多分钟。后来我有缘和谢姐共处一室四天，并听到了她和其他同修的故事。

这次是她们俩第七次进京为大法说公道话。她们在两位外国游客的面前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大型横幅，并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两位外国朋友看到她们的壮举，连连冲她们伸大拇指。很快这正义的呼声也引来了广场上的警察，几个警察跑过来，分别围着她们俩，试图夺下横幅，她们便往回抢。她们说当时双方抢横幅的感觉好象是在做游戏一般，她们很轻松的拉，一点也没有觉得用力，但是就见几个警察累得满头大汗（北京11月底的天气）。更有趣的是：因为吴姐嗓音天生不大，拉吴姐的一个警察急得不停的对她说：“你声音大点儿，你声音大点儿……”

吴姐和其弟弟都是大法弟子，因为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大法，她的弟弟被当地恶徒劫持，并被五花大绑的游街示众，过程中，他的嘴一直是被堵着的……

还有一位瘦弱的40多岁的女同修，因为不肯放弃修炼法轮大法，被盛怒的丈夫提起炉子上烧开的热水，浇在身上……。不过还好，因为师尊的慈悲加持，该同修说热水浇上身后，她不仅没有觉得烫，反而觉得凉飕飕的感觉。

在天安门被抓的当晚，我们被单独分散在北京郊区的不同的派出所。第二天晚上，我们被送到某看守所。在看守所发生了一件事：谢姐和吴姐两位因为被绑架的次数太多，非法关押我们的地方认出了她们，她们要被当地带走。真要带她们的时候，警察又认不出哪位是吴姐了，便一个一个的问：“谁是吴XX？”没有人回答他们。后来他们拉住我非要说我便是吴姐。我没有讲话，后来一个警察插话：“她哪是吴XX呀？吴XX四十二、三岁了，她看上去也就是十二、三岁。”另一个警察很恶的答腔：“没错，就是她，炼法轮功的看上去都年轻！”看上去我十二、三岁，他们竟然也要抓！明知道大法超常他们还要作恶！

二十天后，我因绝食抗议被保外就医，当我获得自由，并脱离开家人的软禁时，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再次和当地的同修联系，问起刘姐、李姐的事。得知：刘姐在我上天安门后不久也去了北京，从此以后杳无音讯。李姐全家也在元旦前后去了北京，一家四口，包括一个8岁的小女孩和11岁的小男孩全部被绑架。在警察的恫吓下，11岁的小男孩说出了家里的一切情况，并指认了父母，然后李姐全家被带回当地，门面房被抄，家中一切东西全被扔在了市场上，8000元的存折也被恶警抄走。随后李姐被带到老家农村非法关押，其爱人被非法判劳教，然后我便失去了他们的消息。除她们外，还有几位同修，包括两位女大学生同修，也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消息不详。

今天当我再次回首这段历史，我依然为同修们的言行所感动，为他们在大法中修出的那种坚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所鼓励。其中除了不久前从网上知道吴姐被非法判了四年劳教，谢姐一直流离失所外，我没有其他的同修的半点消息。也许他们仍被关在牢笼，也许早已获得了自由，但不管同修们身在何处，我都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向所有走在正法修炼之路上的同修双手合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