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3月25日我参加了师父两个小时的讲座。接着29日参加了师父的十天面授班。十天下来，就感到一身轻，神奇的功法使我从此告别了十多年的病魔，再也没进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粒药。不但我如此，我老伴也如此（也是修炼者）。十年来，我俩为国家节约了一笔可观的医疗费用，同时使自己真正体验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

这么好的功法，受到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欢迎。但是1999年作为国家主席的江××出于个人妒嫉，竞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迫害，它“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叫嚣把上亿修炼的群众推到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法轮功修炼群众开始全面的迫害：抓、打、抄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送精神病院。我是受到迫害的一员，我多次被抓，侄儿被活活打死。

1999年7.20的下午，六个自称是公安分局的警察闯进我家，把我强行带到分局一科受审，8个多小时后，在我老伴强烈要求下才放回家。7月21日，我去省委找领导说理，领导不接见，也不理，反而强行把我送到我住地的派出所，非法关押审理了二天二夜。由于我没交大法书籍，24日，街办事处、居委会、派出所来了11人到我家抄家，搞得翻天覆地，什么都未搜到就灰溜溜走了。还要我每天早、晚去派出所“汇报思想”。当然我不会配合，他们又派人来监视我的行动，又经常打电话来干扰我们，把我的身份证非法扣押到分局至今未还。

1999年12月21日，我去北京上访。在火车站，恶警把我绑架，关在火车站所在地派出所，与打架、小偷等犯罪人员关在一起。铁笼子只有5个平方米，非法关押了七个人，里面还有粪坑，臭气熏天，别说不能坐，连站着都挤在一起。23日早二点多钟，又把我送到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里面关押着吸毒、贩毒、卖淫的犯罪人员。恶警利用这些犯人来管我们这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还强迫我们与她们同床合被睡觉，又同厕所，而这些犯人中有不少是得了性病的。每天早上要我们与其他犯人一样做体操，我们自己炼法轮功，恶警就把我们从队列中拖出来，罚站12个小时，还用冷水灌脚。

12月25日晚6点钟，恶警叫犯人把我们17名大法弟子拖到露天广场上，把我们衣服、鞋子脱光，只留内衣内裤，三九寒天，把我们手脚绑起来强压我们坐在水泥地上，还要我们不断地移动位置。刘益萍、安基运、宋景秀等把内裤都磨破了，有的冻得全身发抖。到晚上10点多钟，才让回房间，洗的是冷水。第二天又强迫搞超负荷的劳动，从早上8点开始劳动，一直到晚上9点，甚至于11点，每天要劳动13-15个小时。有位叫邓春燕的大法弟子不穿看守所的衣服，恶警叫女犯人强制剥光邓的衣服，从一楼拖上五楼，往死里打她，非要她穿上所里的衣服不可。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5天，强行交300元的所谓伙食费，而吃的是猪狗都不愿吃的伙食。

2000年元月份，我们找了一家能容纳100多人的宾馆开了一次法会。事后被恶警知道了，罚了宾馆3万多元，又把宾馆的经理抓走（经理也是大法修炼者）。然后又要抓组织者，迫使我在外流离失所四个多月。由于我在外地与外地大法弟子接触多了，被那里恶警发现。我在那里也呆不住了，临走那一天，车站码头到处布满要抓我的恶警，因此迫使我临时改变路线，有家不能归。

同年10月5日，我们一行20多人买了上京火车票，结果未上火车，在车站，被恶警以查身份证为名又把我们其中13人关到派出所一天一夜，强行要我儿子交200元，给抓人的恶警作奖金，又没收一张100多元的火车票。然后，把我们送到洗脑班（即分局行政拘留所内）。在洗脑班，由于我不配合洗脑班的规定，10月19日恶警认为我与肖永雪、刘国芬、张惠芬等四人是所谓“头儿”，对我们又是往死里整。恶警高海（是拘留所里有名的一号打手）把我从二楼楼梯口一拳打到楼梯中间，打下10步楼梯，我死命的抓住楼梯栏杆才站住。高海追下来又是一脚踢向我的腰部，我一头栽下去，被站在下面的工作人员抱住，没有栽死。高海还不解恨，下来又抓住我的头发朝头上脸上身上用拳打、脚踢，当时打得我头晕、耳鸣、鼻嘴流血，口腔粘膜脱落，舌头半个多小时不能动，嘴角外边打出一寸多长的裂口，鲜血直流。连与他一起工作的叫张静的司法院干部都看不下去。

恶警把我们四个人都打得半死，又把我们拖到露天下站着淋雨（那天是下中雨）。这时其他同修为了表示抗议也下楼来与我们并肩同站淋雨，我们由四人变成了13人。恶警气得发狂，打电话到分局一科找来姓金的科长，金一来就对我们13人下毒手，一脚一脚地把我们踢倒，要我们跪着淋雨。还要按照他的要求，腰挺直膝不能弯，否则就用脚踢。一个65岁的刘月静太婆当时被踢成小腿骨折，跪不了还要她跪，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停手。但这时学员们被折磨得都站不起来了，只好就地坐着，连厕所都不允许上（这种残酷的手段，连他们里面的尚有良心的聂警官及食堂有一个工作人员也看不下去，这二人也陪着我们13人二餐没有吃饭）。

在雨里淋了十多个小时，真是饥寒交迫，衣服从里到外全部湿透了，冻得发抖（13人中有6人是60岁以上的老人）。之后其他人回房间，而把我们四人又关在不到10平方米的铁笼里，禁闭了二个月，吃喝拉全在里面，铁笼外是男恶警的住房，他们来去要经过铁笼子，我们解手他们都看到。

到2001年元月，被关进来洗脑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有100多人，其中50-60岁的老人有半数以上，还有一个叫徐爷爷的70多岁。因我们都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转化”，恶警就变着花样来整我们。一天早上5点钟叫我们起床，集合跑步，一直跑到中午11点40分还不停止，也不让吃早餐，跑不动也不让休息，不跑就拉出来拳打脚踢。到12点钟开饭了，恶警才让停下来，叫想吃饭的站这边来，不想吃的原地站着不动。但我们100多人没有一个动的，我们集体背诵师父的“论语”，把恶警气得要命，就把一个姓韩的年轻大法弟子拉出来跪着，三个恶警用皮靴踢他的前后胸，又用钉子钉他手，把他的头往墙上撞，残酷至极。

晚上将100多人叫到北风口站了三个多小时，叫嚣着训话：“不转化，就送到劳教所、判刑！”又抄床铺、搜身严重违反人权。又有一次，几个恶警对一位由部队送来的年轻大法弟子抓住头往墙上死命撞，又往死里打。我们就制止他们打人，而恶警胡说他是强奸犯，我们要恶警说出强奸谁？为什么强奸犯搞到洗脑班来？恶警说不出来道理。我们为了抗议他们搞栽赃、陷害，就集体背老师写的《论语》、《洪吟》。恶警丧心病狂拖军人走，我们不准他们拖，第一天截住了，第二天来了40-50个防暴队员，加上恶警共60-70人，对我们打的打，拖的拖，被打伤不计其数。就是70多岁的徐爷爷也被高海用长竹篙子打了三竹篙，被打肿了三个大包（肿块）。到过春节时，恶警强迫我儿子交了2000元。这样才算结束了一年零四个月的牛马不如的生活。

2002年5月9日早晨，由于我发真相资料，再次被恶警劫持进洗脑班。这次恶警更加邪恶，用二、三个工作人员对一名大法弟子。三名洗脑班工作人员对我一个人进行强制性地洗脑。同修之间不能见面，不让吃饱饭，以饿不死为原则。每晚深夜二点才让睡觉，早六点就叫起床，中午不让休息，不断地灌输邪恶的宣传东西。由于长期不让睡觉，许多人受不了，加上犹大的欺骗，又搞逼供，部分大法弟子写了“三书”，有不少是不堪折磨违心表态的。到6月28日，只剩下二楼一个李婆婆，三楼也只我一人。恶人把我从三楼拖到一楼房间，要我站在写满谩骂我们师父的字上及站在诽谤师父的漫画上，我不站，恶人就拖我站上。我抵制他们说：我们师父是伟大的。恶人就用香水精喷射我的眼睛，害得我眼睛难受几个小时。

从6月28日开始50多个洗脑班人员只对我们二个人，他们二人一班，一班一个小时对付我们，日夜不让我们合眼。杨鸣凤还强迫我到野外拔半人高的带刺的野草，并限时限量，拔不完不让吃饭，又让我站在烈日太阳下曝晒。晚上，反绑着我的手，让我在草地里光脚不停地走；蚊子咬，下雨天让我站在雨里淋。有一次把我关在野外垃圾堆的夹缝几天几夜，手被反绑着，有意让我不能驱赶蚊子，蚊子咬了不能抓痒。我被蚊子咬得满头满脸满身是包。我绝食抗议了三天，照样要我跑，不跑就在地上拖，大小腿肿起来老粗，连鞋子都穿不进，照样要我不停地走。一天到晚，白天黑夜叫我不停地光着脚走，站着不能蹲，更不让我坐。6月天不让喝水，不让洗漱，连上厕所都限时间，派人跟着，每天不让我吃饱。有一次一个叫朱腊香的洗脑班人员夺下我的饭碗，不让我吃饭。到7月10日，只剩我一人，他们就威胁我，要把我送去劳教，要我儿子、女儿来洗脑班配合做工作。由于自己学法不扎实，加上内外压力。儿子、工作人员抓住我的手写下了违心的所谓保证[注]，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7月28日，我才回家。

［编注］署名严正声明将归类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