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警们把储琳绑架到海淀区公安分局看守所，由于她不报姓名地址，恶警给储琳编号93。提审她的地方是101预审室，一男一女两个恶警轮换着用电棍电她，先电手、胳膊到头部，后来就将电棍放在她头上，滚动式地在她头上不停地电击。就是在这种酷刑下，她仍不报姓名。恶警将她关进监号，让在押人员折磨她，让她长时间半蹲着，并对她拳打脚踢，不让睡觉，她失去知觉后，嘴里都出血了。第二天，又用一根长皮管子对她冲冷水，数九寒天，将她衣服脱光打她。其他人看到她承受着巨大的痛苦，都流下了眼泪。

一个星期后，储琳和其他不报姓名的大法弟子被送到辽宁省凌源市看守所，每天凌源市公安局行警队的恶警采用“车轮战”逼讯，上手铐（背宝剑）、灌药、灌酒，用肮脏的抹布和拖把往学员脸上擦，拿茶叶水往她们头上泼，对她们调戏，拳打脚踢，说的都是一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当时电视天气预报零下30℃，恶警不让她们穿棉衣棉裤，将她们放在风口最冷的地方挨冻，一边说着下流话，一边用雪团往学员脖子里灌（恶警们自己戴着大手套、穿着羽绒衣，戴着羽绒帽还叫冷），并对储琳用刑，坐老虎凳。恶警对学员说：对待法轮功我们有内部文件，打死算自杀，死后扔到山沟里喂野兽，谁也不知道，等等。

储琳在当地公安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多以后，强行被判了三年，于2002年元月中旬转押到武汉女子监狱。

在武汉女子监狱三监区五分区，由邓悦、王焕英、刘凤娥、熊桂英、黄富群、武智慧六个犯人包夹，24小时轮班寸步不离跟着她，连上厕所都要受限制。每天对她强行“洗脑”。逼她看那些诽谤、诬陷大法的资料、电视录象和焦点谎谈，强迫写“认识”、“思想汇报”，不配合就不让睡觉，几天几夜的“挖墙”，同时不让洗漱。本来上午要上厕所，它们非要强迫到下午才准去。她的双脚肿得发亮，上厕所下蹲都很艰难吃力，痛得不行。即使这样恶人也不放过她，往她头上打，随时踢她肿得象馒头的脚，并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诽谤大法师父与大法，污蔑储琳人格。储琳不愿看到它们造业，就背“洪吟”。它们就将她嘴打得流血，牙也打松了，最后被打昏过去。过后恶人又继续没有人性重复地折磨她，不知这样过了几天几夜（因长时间折磨记不清了），才让睡上一、二个小时。恶人逼储琳写“三书”，她坚定不写。恶人对她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随心所欲。恶人常说一句话：“你的身体总不是金刚铁骨，死是不会让你死的，让你生不如死，一天不转化，就不停折磨你，还有更厉害的在后面”等等。

五月初，恶警把储琳和六个犯人关进一个最小的监号，关起门来对她为所欲为的残酷迫害。恶人将她按住，捉住她的右手强迫她写“保证书”。储琳将手握成拳头捏得紧紧的，几个人都掰不开，于是恶人就撇她的手指，一个个撇，储琳痛得惨叫，它们还是撇着不放手。储琳的右手小指骨被撇断，红肿得象胡萝卜，日夜疼痛难忍（至今伸不直，已残）。恶人没有得逞，就用一根细尼龙绳将她的手腕反捆在一起，反着悬吊在高低床的上铺铁架子上，这样储琳全身重量都在两手腕上。由于胳膊是反吊着的，两肩头痛得难以忍受，不知道这样吊了多长时间才将她放下来问她写不写，说不写就再吊上去，就这样不知搞了几个回合。到晚上把她从铁架子上解下来时，双手还是反捆着站在地上，不一会储琳就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恶人就将她从地上拉起来反捆在高低床下铺的铁架柱上，将她的头发吊在上铺的铁架子上，目的是不让她打瞌睡，其实她已经失去知觉了。此后发生的事情，“保证书”到底是如何写成的她全然不知。

为了达到它们要的所谓“三书”，它们采取欺骗手段要储琳写“认识”。她还是没有写。包夹恶人邓正悦把“认识”写好，一边不让她睡觉，一边吊着打骂、折磨。由于长期不让睡觉，使储琳神志不清。恶人夜间推搡她的肩膀，抄写一个字要推搡半天，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抄成的。储琳清醒一点后，看到它们写的恶毒攻击诬陷师父的“认识”是自己抄写的时，真是撕心裂肺、肝胆寸断、痛不欲生，它们却哈哈大笑。即使这样，恶人认为目的还没有达到，就将“认识”的题目改成“悔过书”、“决裂书”让储琳签名，她不配合恶人，恶人就一直不停止对储琳重复折磨迫害。她不重抄也不签名，恶人邓正悦、王焕英就换了一种更残忍的吊法，将储琳的左手腕和左脚腕用尼龙绳捆在一起，悬吊在上铺的铁架子上，头朝下，整个身体都是悬起来的，只要她的身体挨床边时，恶人就用脚踢，整个身体重量全在手腕和脚腕上。它们将绳子系得死死的，绳子都勒进了肌肉里，全身那种痛苦的滋味是无法形容的，储琳双手双脚至今还在疼痛。恶人用同样的吊法反复吊她。

每次吊储琳之前，几个恶人将她按倒强行灌药，恶人说灌的是“安全药”，目的是在吊打的过程中不会出事。恶人对她随意打骂极频繁。有一次恶人在小监号关着门毒打她，她喊叫都无人管。她忍受到极限，奋力冲出监号往狱警办公室跑，边跑边喊它们打人啦，直冲到狱警彭红霞（队长）面前，彭大声吼着问储琳：“谁敢打你，有谁打你呀？”那几个恶人竟然无耻地说它们没有打。彭红霞接着说：“这里是强制机关，不听话就是要强制执行。”实际上，就是恶警彭红霞指使它们迫害储琳。

它们不仅毒打储琳，还在她的脸上、衣服上、鞋上、碗上写上诽谤污蔑大法的话。恶人在她脸上一边写一边用笔戳她的脸，用手揪她的脸，揪得又肿又青，嘴里经常是污言秽语。在天气最热时，要储琳在没有风、蚊子最多的地方“挖墙”，让蚊虫叮咬，长期不让她睡觉，还不许打瞌睡、闭眼睛。有一个恶人熊桂英将脚气膏用报纸糊上膏药往她鼻子里塞，往她眼睛、脸上到处抹，还不让洗，也不许换衣服。它们对储琳一系列的迫害过程，用尽了各种强制、欺骗、高压的卑鄙手段。储琳在狱中就写了严正声明，对她被暴力折磨下的所谓“转化”，全部作废。同时储琳还写了揭露它们的罪行的材料。三大队恶警姓骢的教导员把她叫去谈话，让她说：“参与迫害的是犯人，干部不知道。”逼她说假话，然后又吼又恐吓她，卑劣至极。

以上是储琳遭遇迫害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