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9年得法，得法前身体时常不好常吃药，得法后没有吃过一片药。记得那是2001年8月初，一个同修到我家告诉我，我县有个同修从洗脑班走脱，现在没有地方住，我说那就让她到我家来吧，同修A到我家后，我们一起炼功学法，可后来因她丈夫（常人）经不起公安的威胁，说出了她的住处，领公安来到我家将其带走，并把我家抄了个遍，邪恶之徒把我所有大法书籍和经文抄走，并拿走了5500元的存折（那是为大女儿上大学借别人的）。看到此景我知道下一步邪恶之徒要怎样了，当时我并没有怕，并一直在发正念，不能让恶人把我带走，还有很多众生要我救度呢，再说还有一个要去北京证实法的愿望没有实现，请师父帮帮我，我一定跑出去。正在这时公安局长说让那个看着我的警察去找大队干部，那个人走后，我趁机跑了出来，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在同修帮助下我去了一个城市。

在那里有一次我和两名同修一块坐车去车站发传单，由于恶人举报被抓。到了车站派出所，我们三人开始绝食、绝水，第二天县公安局审问了我们一天，问我叫什么？我回答叫同化。从那里来？我说从天上来的。他们让电视台录像，我说这是侵犯我们的肖像权，如果这样我们就停止对话，公安局的人只好让录像的走了。我就开始讲真象，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讲的是“真善忍”，是让我们做好人的，我们发传单是来救度你们的。他们每次换一个人轮着和我谈，我也一直在发正念，那天中午他让我和巩同修在一个屋里，我俩都听到了法轮功静功的音乐声，整整响了有40分钟，我们知道那是师父在点化我们、鼓舞我们，当时我们俩都激动地掉下了眼泪。恶警问了一天看没有问出什么，就把我俩送到看守所。到了里面恶警把我和巩的钱和手表都搜走了，送进号里。一进去我们就向她们号里的人洪法讲真象，并告诉她们善待大法弟子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我们就发正念，心想他们必须放了我们，这里不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呆的地方，因为外面还有世人需要我救度，背诵师父经文和《洪吟》，并开始绝食。不知怎的第二天有两个犯人到刑期了要出去，转了半天看守所不让走，只好回来了。我们俩向她们洪法，并告诉她俩你们因为有缘分，所以走不了，走了就得不了法了。她俩其中一个说在家是信佛的，经常去山上庙里烧香，另一个说有一次她看见一个圆圆的亮亮的东西，她追了老远才没了，我们说那可能是法轮。她们说她们那里有炼法轮功的，回去就找她教炼法轮功。

号里共6个人还有3个后来明白真象表示对我们同情，只有一个人还差点。在县看守所恶警7天给我们灌了三次食，因为我们不配合，每次都是十几个犯人把我们抬去，有按头的，有压腿的，有拽胳膊的，三次有两次灌进去了，一次没有灌进去，每次我们都想法吐出来，告诉他们这是对我们的迫害，县公安局看问不出什么，就假放了我们，我们当晚坐火车回到巩同修家。我哪里知道恶警还在跟踪我们，第二天又被派出所非法抓捕，我和巩继续绝食、发正念、背法，我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邪恶再一次迫害我们？“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师父又说“其实邪恶所干的一切，都是在你们还没放下的执著与怕心中下手，”（《去掉最后的执著》），我们生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执著的，向内找，去掉它。当时因那么多天绝食绝水，我们俩都感到很渴，这时我想不对，死都不怕，还怕渴吗。我们不渴、不喝水，我把想法告诉了同修，她说对呀是我们没有做好。结果第四天送看守所，因体检不合格拒收而放了我们。

2002年元月也就是大年腊月二十六，为了为大法鸣不平说句公道话，我们一行四人又踏上去北京的火车，我们几个一路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破坏我们证实法的所有邪恶。到了天安门广场，我和另一位同修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准备好的横幅铺到了冬青旁边，因为那天游客太少，在广场上转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地方喊“法轮大法好”。于是我们决定去天安门城楼上喊，可是还没有走到天安门城楼就被一恶警把A功友拦住，因为她拿着我那张去天安门的门票，当时我已经过去了很远又把我叫了回来，恶警让我们骂大法骂师父，我们不骂，就把我俩带到了天安门派出所。在那里有很多地区公安系统的人去听我们的口音，那天共抓捕8名大法弟子，其中7女1男，我们都没有报地址和姓名。

到了晚上恶警把我送到房山县看守所，因我们不报姓名地址，又把我们分到下边各派出所，我被分到良乡派出所，在那里遭到恶警毒打。在我绝食绝水的情况下，他们把我铐在椅子上三天三夜，连大小便都不让解。他们问我为什么去天安门，我说：我想对江泽民说你镇压法轮功镇压错了，是江违背了宪法。他们便对我大打出手，四五个小伙子围着我轮番上手，把椅子都弄倒了，再拉起来接着打。打我的嘴问我是哪里人，我不说他们就用电棍电，从脚电到头，再不说就电嘴电鼻子、电眼、电头，把我的嘴电得都起泡了，头发也电糊了。我一直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一次吸取上一次的教训，首先向内找，我哪些地方做错了，有什么执著心还没有放下，让邪恶钻了空子。因为师父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

他们说大法弟子到处发传单贴标语，和政府对着干、反对政府，我说我们没有和政府对着干，我们也没有反对政府，我们讲的是真象，他们就打我。他们打我时我心想：对于旧势力的安排师父您不承认弟子我也不承认，这完全是对我的迫害。我默背“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助师正法弟子不怕死。就这样一想他们打的全不痛了，用电棍电就像蚂蚁咬了一下一样。当时我心里也很难过，师父因为我没有做好，让师父替我承受了。他们还说：如果再不说地址姓名，晚上刨个沙坑把你埋了，你知道那跳楼自杀的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其实是打死从窗户往下一扔就说是自杀，你认为这是一楼对你没有办法。我心想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还怕你们用生死来威胁吗。审讯了三天三夜也没问出什么，良乡派出所又把我送回房山看守所。

还没进号恶警就强行把我衣服脱光，搜走了我仅有的200多元钱，我在的号里共有当地8名弟子和一名叫霞的，同天去的天安门，同时去一个室。第二天我和霞及当地那几名同修（因为当时外地从天安门抓来的就我们俩个人）一起背法，并动员她们和我们一块绝食。当地的有四人和我们一起绝食，号里看着我们的是个卖淫的，把我们的事报告了管教，我们给她讲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给她讲真象，她全不听。管教把我叫去，问我们为什么绝食？我说：我是无罪被抓、无罪被关押。恶警气急败坏地让人把我推到走廊，给我戴上背铐和脚镣。手铐和脚镣穿在一起，铁链很短，我只能背着手在地板上跪着，晚上躺下自己起不来，没两天两个手腕就全破了，手背也肿了起来。当天给我下胃管灌食，我不让灌，结果弄了一身都吐在衣服上了，共绝食13天九次灌食。后又提审我几次，我边告诉他们我为什么来北京上访，边跟他们讲真象，我说：是江泽民践踏了宪法，大法弟子完全是按宪法行事，我们法轮功上访是依法办事。并告诉他们必须无条件放了我，我给他们背《洪吟》。

在这期间我们三号一间屋又来了7名去天安门的大法弟子，其中东北的一名、四川的一名、山东一名、武汉两名、浙江两名。她们看我们绝食，山东、武汉、浙江的五名同修也跟我们一块绝食。因为她们报了姓名地址，所以当地公安很快就把她们接走了，都是绝着食走的。湖南的霞也是绝着食走的，据说霞走时还戴着手铐和脚镣，当地的公安说怕她跑了。我们每天都发正念、背经文，犯人就打我们。房山这地方恶警很邪恶，当地的弟子说：这里从来都没有放过大法弟子，有病就送去公安医院。恶警还威胁我说你不要以为不报地址姓名，我们就对你没有办法了吗？我们把你送去团河劳教所。我说你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我听师父的。当地的有两名同修，一个血压240、一个血压180，都不放人。正月初七那天警察把我叫出去，去医院做了一个心电图，初八又去医院做了个心电图，检查出心脏有病。他们怕我死在他们那里担责任，初八晚上便放了我，其实我心脏一点毛病也没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恶警用车把我送到北京西站，送上了一列去大同的火车，这与我的家正好相反。火车到了张家口，我下了车，身上没有钱，在一个好心人的帮助下，在师父的看护下，几经周折我回到了家乡，回到了证实法的洪流中。

2002年4月28日邪恶之徒知道我回家了，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在那里我还是边绝食，边向他们讲真象，他们说你师父7.20后跑到美国去了，我说是胡说八道，我师父是96年定居美国的。并告诉他们我是无罪被抓被关押的，如果你们不放我，我就饿死在里面，我是狱水不喝、狱饭不吃。他们给我灌了五次食都没有灌进去，我边向内找去掉执著。绝食17天，县公安局放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