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法前我百病缠身，心脏病、高血压、胆结石、肾盂肾炎、脸腿常年浮肿等使我苦不堪言，连简单的家务活都不能干。95年8月有幸炼了法轮功。从学功那天起我就精神振奋，百病皆消，至今已八年多了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并有使不完的劲。记得炼功刚3个月我买了一袋50斤的面粉，自己扛到二楼家里。平日看孙子忙家务，还主动扫楼梯、洪法。大家起早带晚在一起学法、炼功、修心，无比快乐和幸福。

一、进京上访

然而“风云突变天欲坠　排山捣海翻恶浪”（《心自明》）江××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们几个功友就准备进京告诉政府：师父好，大法好，炼功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百利而无一害。在火车站被警察抓回来了。我接着又与同修坐私人车上了北京，目的是给师父说句公道话，但没找到门路回来了。后来又准备去，坐车走到郊外被抓回来了，从此我也就成了街办、单位监视的“重点”人物。

市公安局来找我，他说：“你说炼功有那么大的好处，那么他女儿为什么还到医院去看病？”我说：“这个我可没听说过，但我不需要到美国去问去看，我只知道我和我们炼功点上的功友都没病了，而且有的还是起死回生，这就足以使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要一修到底。”

单位和街办派人在街门口暗暗地看着我，当成政治任务安排老头子看着我，如果出问题老头子要负全部责任。并用株连九族的办法叫孩子们来家施加压力，大有天塌之势。四处戒备森严，我知道进京无门，就趁机会来跟几个功友离家到南方去了半个多月，一看全国都一片黑，我独自一人决定回来面对。这期间，单位到我家难为家人，让他们交出人来，并派人日夜在我家住着，还让我儿子带着他们到外地亲戚家找我。

师父说：“要知道人一旦知道了真理和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为其舍命而不足惜的。”（《我的一点感想》）99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我走出家门到另一功友家，我三人坐出租车到另一城的火车站（怕家人到火车站追）坐火车到石家庄，（因不让上北京）又转车到了北京。在天安门问去信访局怎么走？被抓回到当地拘留半个月，罚款8000元。释放后由单位接去，书记叫我写检查，我说：“我只是想为大法为师父说句公道话，没让说，被罚款坐牢，我何罪之有？”他们说我态度不好，又把我送到公司稽查队关押九天。

二、酷刑毒打

第九天下午五点钟我被放回家，第二天早上5点去公园，本来开放的公园，今天门上了锁。因天气很冷，大家都在门外活动着，我们几个功友都不自觉的做着冲灌的动作，此时来了两辆公安车把我们8个功友抓到一个乡镇，是刚组织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七个黑窝点之一。

它们组织了十六个打手，每二人包一个。中午开始施刑，用大刊物没头没脸地打，两臂平伸，手背放两个大秤砣，能端动胳膊上再放重物，头顶放木匣子，如果掉了，就打倒在地用脚狠狠地踢，然后再抓起来再顶，打过来打过去，边打边问：炼不炼？我们坚定地说“炼！”一会那个姓杨的书记在门口喊，上面来指示，往死里打，打死各级政府不审理。打手有恃无恐，打得更凶了，真是一般人想象不到。它们看怎么打都改变不了我，于是就换了方式，强行脱去我的外套只穿羊毛衫，赤着脚在院子里冻，这天零下九度。让我平伸双臂，稍有下沉就用脚踢上去，两个人左右开弓打嘴巴子，打倒了再抓起来打。天太冷了，它们进屋里了，一会儿再把我拖到屋里，让我双腿平伸坐在地上，他坐在办公桌上，用穿着大皮鞋的双脚在我背上轮流蹬个没完，再让我双手撑地，他扯着我的俩耳朵一下子把我这一百五十多斤的人提起来了，见我不屈服又把我推出去再冻，穿着大皮鞋碾我的双脚面子，往我头顶灌开水。因为打完一个每人可得五百元奖金，并且明天又是星期天，所以它们边打边抱怨：“唯独你这个老家伙老，还唯独你功力高，耽误我们明天回家过礼拜。”它们折腾了半夜，它们自己受不了了，把我们拖到屋里，我们三人分别面对一个墙角，不让说话。第二天天不亮又把我们放在外面冻，并声嘶力竭地喊：半个小时不改变，脱了裤子冻。后来把我们领到镇东南角一个敬老院冻，还是穿着羊毛衫赤着脚，在背阴地里堆了两堆雪，让我踩着雪冻，我只有一念：“一个不动就制万动”（《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一会儿那个姓杨的书记来喊：这个老家伙，太难对付了，不用打她（后来听说打我的人去医院打吊针去了），去买电棍子电她。

整整站了一天，天黑了，它们去喝酒回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好多打手站在屋里，打手几乎都是公社干部，因为这五百元钱的奖金可观啊。它们说：叫你明天上火葬场，拿着警棍说：你们不是不上医院吗？先打断你的胳膊，叫你住医院。用警棍打了两下，看我不动声色，就又拿电棍喊：“怕不怕？”我漠然视之，这一伙匪徒齐喊：“电”。电手背、手心、嘴、脚心，我安然不动，一个打手暴跳如雷地说：“你这个老家伙，还抵电！”于是抓起长长的带有钢丝铅块的警棍拼命地打我，第一天的刑罚使我臀部肿的厉害，打上去确实受不了，我用手去招架，结果一个打手就把我的双手踩在脚下，猛烈快速地打，两个人倒替着打，我受不了了，只好说不炼了。这是我个人的事，但决不会骂师父，它们停下了，叫我写下。然后叫我骂师父和大法，我宁死也不骂。

打完后把我搀到隔壁老年活动室里，其他功友早已在那里，此时的我，不会动了，把我扶在连椅上躺下，还得有人扶着才能起来，上厕所功友搀着，还得拄着棍子。功友见我被打得全身黑紫，蹲不下时，他哭了，回到屋里放声的哭了。第六天敬老院的院长进来说：昨天你儿子和女儿来看你，你这个样怎么叫他看？告诉他们：人在这里，很好，不让看。我进京到现在一个多月没与家人见面了，昨天下那么的雪，两个孩子很不容易找到了这个秘密的地方，又没见上。此时我想：我是修佛的，怎么能被打坏呢？我发一念：我能起来，我果真自己坐起来了，又能站起来了，还能围着球台走一圈，功友都为之高兴。我深知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有几条人命也被打死了。恶徒叫我们每人交2000元打手费，我女儿来交钱时，看我被打成这个样，泣不成声。其他功友被单位接走了，说我和另一个功友态度不好留下来到腊月十八才能放回来，回来时市经委又罚一千元，共勒索三千元打手费。

我真的错了吗？“真、善、忍”三个字有毛病吗？我们信仰有罪吗？我们说真话有罪吗？这就是中国人权最好时期吗？

三、进京讲真相

在2000年的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功友乘私人车一路冲破道道关卡来到天安门，因为我们人权、信仰被践踏，并无辜遭迫害，有理无处诉，只好在这里向天讲、向地讲、向国内外的游人讲。

我们先到颐和园，买了一个笔记本和彩笔，写上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一张一张，在登山的路上用石子压在路旁让世人看，只听远处一人说：“哎呀！是谁写的？要掉头的。”后来我们7个同修，在北大的一个同修的办公室里用黄纸写上红字：真善忍、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等横幅，每人一幅别在腰间。当走到广场中心，在一群外国游人后面，同时举起各自的横幅齐喊：“法轮大法好！”真是惊天动地，那壮观的场面就别提了。恶警蜂拥而上，将我们扭打上车，又被当地抓捕拘留一个月。

四、冲破单位封门看管

春节，这是个敏感日子，单位把我看起来，传达室挂着一张表，贴着我的照片，我进去一把撕下来放在火炉里烧了。几天后我趁机会出走了。单位又沸腾起来了，我家人麻烦就不用说了。在2001年3月5日是两会期间，单位要把我骗去洗脑班，工会主席领着人来说：我厂来了个新领导，要我去见他，我说：我退休好几年了，如果领导关心职工的话，就来看看我这老职工，再说一个公司的小领导有什么好看的，而我是个修佛的，他来给我烧香磕头都应该。来人无奈走了。他们又把女儿找来劝我说：“妈，因为厂里的人都不敢来看您，保证不转化您，只是去厂里看看。”我说：“我是修大法的，是殊胜的，为什么要看我？如果你俩把我架去，更是天大的笑话。”女儿掉了泪，他们无奈走了。

单位还是派人来看我，这次加大了力度，看的人坐着椅子堵着门口（因老头子去儿子家了），后来他们冻得受不了了，把我的门用盛煤的袋子堵的高高的。传达来了保安，晚上楼前路上放着汽车，里面坐着人，路灯换上了大度灯泡，真是把半个小区照得通明，看来他们真的怕我飞了。可笑极了。这期间还把犹大带进来骚扰我，通过交谈，犹大无奈走了。单位真是机关算尽。师父说：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在家学法、炼功，并调整心态，给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洪法，讲真相，叫保安送去。十几天后放了我，出来后，我到单位找书记谈，他躲了，找保卫科谈，他们都躲了，我就到厂办讲，到其它科室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