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这位同修经济上有些紧张，所以在电话中就跟我提到了背心的事。放下电话，我就直接打了几个电话给其他的同修，结果只有两个人要。后来我想起了我的丈夫（德国西人），就拿着一件不久前买的背心，就把同修遇到的麻烦告诉了他，怕他误解，还向他保证说，放心，大法弟子不会以此赚钱谋利的。还没等我说完，丈夫就接过话头说：“这个你不用向我解释，我早就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人对钱持什么态度，你就说买多少件吧！”我试探地问：“买10件？”丈夫看着我得意地说：“买20件怎么样？给你10件，给我10件。”我一听高兴极了，可听到丈夫后面的话又让我心里一惊，“这样以后几年，我就不用买背心穿了，这么便宜的东西哪找去？！我也不想为你们到处宣传，只想在家里穿穿而已。”我知道我应该向内找了，一定是自己有漏。想了一下还是先把同修棘手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为好。100多件背心压在手里总不是个事。

两天后，我们就收到了一个纸箱，拿到了20件背心。随后，我高兴地把钱和邮费汇给了同修。

现在，到了该我向内找的时候了。我发现是我在做这件事时，产生了常人做事的心，在做大法事情的时候掺进了常人的东西，所以使救援遭迫害的大法弟子的事变得不严肃、不神圣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一时也穿不了那么多背心啊，何况在这之前我已经买了四件。后来我决定，一些我和丈夫穿着都不合适的背心，以后出去参加大法活动带上，送给那些用得上的同修。丈夫这边的不正确的想法，先发正念清除，再慢慢纠正。

在我放下这颗心之后，丈夫那边也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并没有做得像他所说的那样只在家里穿穿，相反，他是走到哪里就穿到哪里。因为他是个爱出汗、怕热的人，所以一年有三个季节都要穿着大背心。现在是冬天了，他就在大背心外面套上一件开身毛衣，红色“SOS”字样依旧露在胸前。恰好我们居住在市中心，来往行人很多，除此之外，来我家的邮递员、推销员、红十字募捐人员，甚至是问路的和要饭的等等，应有尽有，只要按我家的门铃，如果我腾不出手来，就是我丈夫穿着因有大法真相字样的背心开门来迎接四方的不速客。这比我匆忙之中取报纸、拿传单的效果更加直接。

另外，我丈夫也不在乎几位亲戚朋友对他的不解，就是大大方方地把这SOS背心穿在身上，去商店买东西，出门散步，骑自行车出游……，几乎是有他的身影在，就有一件SOS背心穿在他身上。

这期间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那次是我们开车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与一对夫妇谈生意。本来丈夫外面套了一件衣服，不想，德国天气变化无常，丈夫是个德国人，也不讲究什么“春捂秋冻”的习俗，怕出汗，顺手脱下外衣，就穿一件大法的背心谈起生意来。与丈夫谈生意的人是位认真、持重的先生。他们谈的时候，我在一旁一边发正念一边琢磨，怎样向这个严肃的人讲清真相。一个小时后，双方达成协议，握手道别。这时这位瘦瘦的先生开口说话了：“我一直在看您背心上写的东西，我想知道，是什么事让您这么关注，连谈生意都在四处呼吁，到处声援呢？”丈夫便滔滔不绝地跟他讲了起来。随后，我把手上早已准备好的德文大法报纸递了上去，并讲了大法在中国遭到迫害的真相。这位内向的先生欣喜地接过报纸连声道谢，看得出他那兴奋的表情是发自于内心，可不是用“客套”和“敷衍”等词汇所能形容得了的。我刚才的顾虑看来是多余了。

也许我丈夫明白的一面很坚定，不管他有意还是无意，这半年来他确实一直把救援大法弟子的背心穿在身上。他看似固执的个性，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竟然给我讲真相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原来每次家里来客人，我要费很多心思才能把话题转到大法上来，现在只要进了我的家门就无一例外地谈到大法，或者至少看到有关大法遭受迫害的字样。丈夫象下了决心要把大法背心永远穿在身上似的。

后来，那位垫钱做大法背心的同修也在向内找，放下了执著，剩下的60多件背心也在一次洪法活动中被派上了用场。那次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举办了一次抗议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的游行，来的人数比想象的多，事先准备工作就显得不够充分，横幅、标语少了一些。那位同修灵机一动，拿出随身携带的SOS背心分给大家，这样一来，游行队伍和活动主题一下子突出和充实起来，红色的“SOS”大字在雪白的背心上显得非常夺目、美丽，像朵朵盛开的奇花，点缀着这座古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