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正在某学院读书，平时很爱好气功。正月的一天，我到书摊上买气功书，卖书的人告诉我：现在人们都炼法轮功了，法轮功能修炼。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我就请了一本《转法轮》，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亲人们看到我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父母、两个姨、一个舅和外婆都先后走上了修炼的路。

毕业后我到北京打工，住在清华大学附近，在圆明园炼功点炼功。99年4月24日，我和几名同修听说天津抓了很多人，25日早晨7点多钟我来到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那里已经有很多同修了。大家本着对政府的信任，想向国家领导人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们没有标语，没有口号，不影响交通，秩序井然，气氛祥和。总理接见了上访学员代表，晚上被抓人员全被放了，晚上9点多钟我们离开了中南海。

99年7月22日，邪恶的江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了，信访办、府右街被戒严，我就到西单，看到不断的有同修被绑架到大客车上拉走，来京上访的学员特别多，拉走一车又一车。我和许多同修也被绑架到大客车上拉到石景山体育馆，下午4点人多得充满了整个体育场，我们又被劫持到丰台体育场，晚上11点，我们被用专列送到了锦州。我被派出所勒索了100元车费后被送回当地。

9月24日正好是中秋节，我和6名同修又去两办上访，当场被绑架。驻京办把我劫持回当地，勒索了100元车费后，把我关进了拘留所，拘留1个月。一个月到期后，渤海派出所恶警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又被非法劳教3年送到葫芦岛教养院迫害。

葫芦岛教养院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集中营，手段极其残忍、卑鄙。2000年5月30日，我和5名同修被送进严管班重点迫害。恶警张福胜将一同修鼻子打出血后又往身上泼一盆凉水，又逼迫我们读污蔑大法的书，我们坚决不读，恶徒就强迫我们跪下，我们不跪。恶警张福胜指使7个犯人用组合拳、飞脚打我们。一顿暴打之后又强摁我们跪在拖布把上，从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9点，50分钟歇一会儿。我双膝失去了知觉，浑身是伤，两个多月才恢复过来。第2天早6点多钟，恶警佟利勇又强迫我和3名同修做俯卧撑姿势，一直到中午，累得我双臂支撑不住不知摔了多少次，大理石地面都被汗水浸湿了。犯人看手支撑不住就用拖布把打双臂、臀部，之后又拳打脚踢。恶警佟利勇强迫我们读诽谤大法的书，我们不读。下午3点一个同修被打昏死过去，用电棍电都没反应，第2天早6点才苏醒过来，昏迷了14个小时。我们经过这几番迫害之后，头脸被打得肿大、变形，面目全非，互相都认不出来了。我们的手3－5天还不会动，吃饭都得靠别人喂，晚上睡觉上不去床，翻身都翻不了，全身被打得青紫没一块好地方，疼痛难忍。父亲听说我的情况后强烈要求见我，恶警王胜利勉强把我带到楼门外，让父亲在100米外的大门口看了我一眼就马上把我带回号内，父亲带来的食品也被恶警扣下分吃了。在严管班，恶警每天强迫我们坐在水泥地上不许动，双手放在膝盖上，两腿伸直并拢，上身挺直，从早6点坐到晚9点，3顿饭都是窝头、咸菜，每顿只给一个小窝头，饥饿难忍。

2000年7月教养院成立洗脑队，共60多人，有18个人被送进了严管班，我是其中一个。我们每天被罚坐，从早6点到晚9点，双腿并拢，双手扶膝，身体正直，不让动，犯人看着，中午不让休息，不让去厕所。这样我们被罚坐了57天，我们的腿都被控肿了，浑身酸痛，臀部疼痛难忍，室内闷热，大汗淋漓。

2000年12月12日，恶警刘国华、张国柱把我带到办公室，强行把我上衣脱光，双手被戴上手铐，强迫我坐在地上，屋里摆着一排电棍。恶警刘国华说：“不转化就扒你一层皮。”张国柱、刘国华两恶警拿4根电棍同时电我。我看到电棍上写着30万伏高压脉冲电棍，电棍外边是螺旋式的铁皮。电棍没电了就充，充完了再电，其间还用鞋底打脸。恶徒把我全身都电遍了，很多地方都被电焦糊了，空气中弥漫着肉焦味儿，它们连打带电折磨了3个小时。我不妥协，第2天又来了一番，增加了一个恶警李希宽，它们折磨我2个多小时。经过酷刑折磨，我头部被打得肿大，变形，整个上半身都是伤痕，3年后被电的伤痕仍依稀可见。

2001年1月3日，我和10多名同修又被送进了严管班，每天被罚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三九天冰得骨头疼，春节也是坐在水泥地上度过的。从早6点一直坐到晚9点，保持固定姿势，晚上给一个褥子睡在水泥地上，又潮又冷，这样我们被体罚了一个月。恶警还经常威胁我们：过一段时间好好收拾你们！我们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2001年11月30日，葫芦岛市教养院动用防暴警察迫害大法弟子，这是一次对大法弟子的暴力摧残，绝食的大法弟子被灌白酒、啤酒，绝食多天的大法弟子也被几根电棍电击和毒打，很多人被打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血肉模糊。30日晚上9点多钟，恶警齐志平带着两个头戴钢盔面戴黑面罩的防暴警察突然闯入号房，从床的上铺一下子把我揪下来摔在地上，用脚踩着我，双手背铐，手铐勒进肉里，几分钟的时间手就变成了紫黑色，双手被铐抽了筋，不能动了，至今左手腕还留有那次被铐过的伤痕。那天晚上共有11人被防暴警察迫害后送到看守所，我是其中一个。后来钱鹏被非法判有期徒刑6.5年，李立新、周维生、张成杰几人均被非法判有期徒刑6年，送到沈阳大北监狱继续迫害。12月4日，我与几名同修又被绑架回教养院。5日，我们又遭受一次残害，恶警谢博把我带到食堂小二楼，恶警张福胜、王胜利、郭爱民、宋忠天、刘佳文等人蜂拥而上，将我打倒在地，张福胜用脚踩着我的脸，一顿拳打脚踢。毒打过后恶徒们又用4根电棍同时电击我的头、脸、及全身，连续电了20多分钟。这次迫害后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月，起不来床，由两个包夹严加看管。

2002年10月是我被迫害3年到期的日子，当地派出所恶警直接把我劫持到拘留所关押，一个月后又把我送到看守所继续迫害，11月20日才把我放回。

我母亲99年因为上访被判劳教2年，在马三家受尽非人折磨仍坚持信仰，回来后在公园里炼功又被非法劳教3年，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我父亲因为不写不进京的“保证”就被非法劳教2年，送到葫芦岛市教养院迫害，我的舅舅和我的两个姨也因为不放弃信仰曾被劫持到劳教所关押。可是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大陆有千千万万。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民众连基本的信仰自由和生存权都被剥夺了，只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就遭到非人的折磨，只因为说一句真话就被残害，甚至被虐杀，这真是对“人权最好时期”的最大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