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患了直肠炎，每日便脓、便血。为了治病，我拖着病身强挺着上班，求治中医、西医都没有治愈。身体虚弱、病痛折磨、经济的负担一时使我走投无路。1999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后不久我的病全好了。从此我就时刻用炼功人标准要求自己，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工作之余帮助打扫候车室卫生，让旅客有一个舒适的候车环境。我是售票员，在与旅客接触中耐心解答旅客问讯，对旅客热情帮助。同事都说我变了一个人。紧接着，单位有十几个人也都学炼法轮功了。

我每天晚上8点下班，有时班车停发，可以早下班。可我从不早走，坚持到点下班。有几次我结售票款时，票款钱多出来了，我主动将多出来的票款上交。售票当中经常收到假钱，没修炼之前，我就将假钱找出去。修炼后我就不这样做了。一次我收到十元假钱，马上将假钱撕毁了，自己补上十元钱。看到我的变化，单位一位副站长说，“如果都炼法轮功，都象XXX一样干工作，我这站长也好当了。”没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在车站广场捡到过一个金项链缀，炼功后我明白了这东西不是我的，我不能留，主动交给了站长。因为我明白，要想炼好功，就得真正按照法轮功的法理要求自己。就这样我时刻按照炼功人标准要求自己，每天生活的愉快、踏实。从我炼功后直到99年7月20日之前这段日子是我生活当中活得最充实、幸福的时候。我不再为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自私、虚伪、奉承、利益上的争夺而烦心，而是活得轻松愉快。

可是，在99年7月20日后江氏一伙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魔爪伸向了每个修炼人。从7月20日开始我单位、局、公司、站上一些领导根据江氏的指令，助纣为虐，对我单位几个修炼人进行迫害，停止工作、反省、停发工资，每天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强迫每人必须参加，大会批，小会讲，拿出文化大革命搞政治运动整人的那套把戏，每天学习人民日报诬蔑法轮功的评论员文章，令单位职工监视我们几个炼功人的一举一动和言论，工人抱怨地说，这是干啥呀！在这些不公的对待下，我曾善意对一位领导讲明法轮功的真相，希望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影响工作。可他不但不收敛，还强迫我写保证书。

99年10月底在邪恶迫害下，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法轮功在教我们做好人，我们应该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向政府反映。就这样我进京上访，去了中央信访办。到了信访办，“接待”我们的是公安人员。当我们刚说出要反映一下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这些公安人员二话不说，就让我们“去坐院子中间地下等着”。到下午开始登记姓名、所在地后，将上访法轮功学员分流上车，然后直接拉回所在地。我被非法送进拘留所，拘留了15天，还说我是扰乱了社会治安。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我上访不过是履行这一权利。一句话都没有让我们说，又怎么会扰乱了社会治安呢？从拘留所出来后，他们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不让上班，知道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从经济上卡我。

99年底，我单位一位同修的爱人因病去世。我晚上去看她，同时遇到本单位的另外一位同修及配偶。我回到家不一会儿，公安局二处来了两个人，说是要我到二处去一趟。到了那里以后，他们竟然以非法串联的罪名，强迫我写保证书。面对这些无视国法的公安人员，我不配合他们。这样他们第二次将我非法送入拘留所，拘留一个月。我单位的另外两个同修也同样被非法拘留。看望家中有丧事的同事，是中国人的人之常情，是每个中国人的基本权利。这些所谓的执法人员，对此竟然扣上非法串联的罪名，而予以关押，我们的合法生存权利就这样被践踏着。

2000年2月份，我与同单位的同修去找单位领导要求上班工作。单位以局、公司有指示，必须写保证书才能上班为借口，继续不让工作。我热爱我的工作单位，想念那些朝夕相处的张张熟悉的面容，然而他们就是这样肆无忌惮的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

在单位领导的百般逼迫下，为了生存，我与单位另一同修无奈违心地写了保证书。事后，我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法轮功教我做好人，而我却违心地说假话，想起这些我内心深感对不起慈悲苦度我的师父。现在严正声明所谓的保证书作废。

上班后单位领导对我们的迫害并没有完。让另一个同修打扫卫生，让我每天守着马路边卖过路车票。不管风吹雨淋，一个班7个小时都在外面站着，下班后累的两腿发软。不仅这样，每月还得随车售票十几天。可是我从不叫苦，严守心性，时刻牢记师父的话，“而我们这里叫大家修心，向善，做事情要考虑别人，在任何一个工作环境当中都要做好你的工作，你都得要叫人说你是好人。”“你做不好工作，你怎么是个好人哪？”（《法轮佛法（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我没有怨，没有恨，不漏售一张客票，月底结帐时票额超额完成。当时我没有悟到应该抵制邪恶的迫害。

就在我刚刚上班一个月后，一天我出车，当车行驶到市郊时，单位副站长随后追赶上了我的车。截住车后，叫我下车回站上说是有事。回到站上后，站长对我说，“怎么对你说呢，知道你刚上班，工作干得挺好，可上边非要把你送学习班去，我也没有办法。一会儿你有话跟局领导说。”就这样他们寸步不离开我，将我押送回家强行收拾行李，说是送开发区宾馆，最后竟是开发区一家没有人住的私人大车店。而且学习班期间强迫交纳1千6百元钱。在开发区一个月的封闭学习班上，每天强逼我们走正步训练。这哪里是学习班，分明是私设监狱迫害无辜公民。

面对着一次次的迫害升级，我决定再次去北京反映情况。面对上告无门，上访被抓的邪恶迫害，我只好去天安门，反映我一个修炼人从心底里发出的心声。到了天安门后，我看到警察对法轮功修炼者拳打脚踢，一幅幅“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打开之后，警察就疯狂抢走。我为了护住横幅不让警察抢走，而被警察们强行拧着胳膊押上了警车，送到了天安门附近的派出所。在我不报姓名的情况下，被随后追我来的副站长、派出所所长强行拖上汽车，拉回本市。直接将我又一次非法拘留。拘留8天后，在没有我任何签字的情况下，于2000年7月强行将我送到劳教所。在劳教所的日日夜夜我受尽了人间最残酷的折磨。

在劳教所里，强迫我们干没有安全保障的活。我的双手被滚烫的蜡浆烫伤，在烫伤没好的情况下，又被恶警绑在操场上冻了一上午，烫伤的双手流着脓水，从此以后双手留下了伤疤。劳教所利用吸毒犯人迫害我们，而对吸毒犯人的诱惑是减刑。这些人张口骂人，动手打人。劳教所自从派恶警去沈阳马三家子劳教所学习犯罪经验后，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封闭式迫害。每天强行出操，走正步。劳教所的每一棵树上都绑吊着过法轮功学员。

2001年年初的一天早晨出操，我看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被飞吊在树上时，只因为说了一句公道话，就被二十几个男恶警拧胳膊、按脑袋地捆在了操场的铁柱子上。领头的恶警（供应处处长）大嚎着“拿电棍去，她替别人说话，我看谁替她说话。”手持电棍，凶神恶煞般残酷用电棍电我，长时间电棍不离开我的脸、嘴，连续电击。烧伤的肉味一股一股的，恶警嘴里还在大骂着。又将反绑我双手的手铐拽下来，狠命地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电击。这样折磨我一阵子后，又让两个恶警从铁柱子上把我解开，拖进会议室，手持电棍，逼我下跪。我不跪，几个打手男恶警硬按着我跪，他们完全丧失了人性，露出恶魔一样的面孔，嘴里不停地大喊着，手握着电棍，对准我的脑袋，长时间用电棍电击我脑袋。而且电棍不离开地电击后脑勺、脖颈子。就这样残害了我很长时间，直到另一位同修被拖进屋来，他们才将我拖出去，强迫我在墙根下罚站。那天早晨同时受电棍折磨的还有其他几个同修。其中一位被恶警同时用三根电棍电击得满地打滚。从早6点多钟一直折磨我们到8点。

被恶警用电棍惨无人道地折磨后，从此我苦不堪言。头和脸肿得很大，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嘴肿得撅起很高。张不开嘴，没法进食。满脸水泡，头和后脖颈子上也都是泡。晚上睡觉不能躺下，一躺满脸水泡就压破了。

紧接着就更痛苦了。我的脚趾头开始针扎一样地疼痛，每天晚上不能入睡，因为神经痛，每分每秒都针扎一样疼。困急了，我就用冰冷的水将双脚冰麻木了，这样赶紧在双脚麻木的时候睡一会儿，紧接着又疼醒了。受残酷折磨后，我开始小便失禁，肚子憋得疼痛，解一次小便，费很大劲，满头是汗。生活上的一切都靠同监室的同修照顾。

对于我被残害后的情况，劳教所的恶警们非常清楚。每天晚上我疼得不能入睡，他们都有值班记录，可是他们置之不理。我一次次要求去医院检查，为证实恶警电击我头部后，造成双脚神经痛。劳教所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周XX百般刁难，以致造成我由双脚疼痛发展到双腿也疼，不能行走。而且疼痛加剧，每走一步，就象无数根针扎一样地钻心疼。

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当时同屋的同修鼓励着我，照顾着我。我一定不能倒下，用顽强的意志战胜着邪恶的迫害。在每天仅有的早晚两次上厕所的时间，让同屋的人搀扶着我走，其余时间不能进屋。

在劳教所我们人身的一切权利被剥夺着，不允许我们接见亲人，通信全部被检查。家里人多次来看望我，他们根本不让见，在多次要求给家里写信后，因信中提到一句我身体的情况，恶警们硬逼着我把这句划掉，我拒绝，一个男恶警在旁边蛮横地瞪着眼睛非要我划掉。就因为这句话，信没有给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