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李岚清的故事：

我们在起诉李岚清时聘请的几位律师在人权方面和法律界非常有名。通过一次成功的讲真相，他们中的一位律师变得非常主动。这位律师在布鲁塞尔的新闻界知名度很高，并很善于作公关和媒体工作。他亲自给各家报纸逐一打电话，除此之外，他还特别强调，他的当事人不是什么教派成员并要求媒体措辞准确地进行报道。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都非常高兴，因为邪恶之首是在法国通过非法手段向世界宣布它那个X教论的，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法语媒体中一定聚集了大量邪恶。从那以后，法语媒体从没有过正面报道。我们希望现在能通过这位常人律师的影响力能将这个局面正过来。但很快，事实证明我们错了，因为我们忘记了什么叫正法弟子，忘记了正法弟子才是助师正法的主角，没有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

第二天，布鲁塞尔的几家报纸报导了我们对李岚清的起诉，其中有几家报导得非常好，但那些法语报纸还是用了非常不好的名字，甚至引用江氏集团1999年的用词。看到这个情况，我们冷静下来了。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执著。

教训：直到现在为止，我都在依赖常人为我们正法！如果我们欧洲大法弟子不能把法语媒体的局面正过来，而一个常人律师却做到了，那么这个律师将会被放到多高的位置呢？这可能吗？

我知道师父在讲法中指出，由于我们寄希望于原来中国那个总理和中共16大的人事变动，所以旧势力抓住把柄将情况变得更坏。可是当我在学这部份法时，我没有向内找自己的问题，而是认为在说别人。但这次我清楚地看到了我学法和心性中的问题。

我发现在向地方媒体和政府做讲清真相的工作时，我经常消极地希望常人会帮助我们，倾向于我们。我没有把这看作是我的心性问题，也没有在这方面注意保持自己的心性。但现在，我发现这种被动的“希望”同“依赖”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它已经是一个执著了，而且已经成为旧势力迫害众生的一个借口，这正是我们正法工作经常遇到困难的原因。

因此，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想要救度众生。但我们的执著和不够纯的心态却在阻碍着他们得到救度。此外，我看到这个问题在我们正法工作中是如此普遍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在我们进行新的项目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是个主要问题。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项目组，如果我们中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或三个人的念头不纯，并不要紧，如果我们中很多人的念头都不纯，这将是个大问题。

联想到其它事项：

为什么联合国在多次人权会议中未能通过决议谴责[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呢？我们是否有依赖他们的想法？如今，又一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就要召开了，我们是不是不同程度地还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没有认识到必须放下、自己承担起正法的主角？

为什么美国会被赶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是不是和我们太寄希望于美国有关？

为什么这么久了我们只向两亿中国人民讲清了真相？是否和我们中一部分人寄希望于常人社会能站出来反对迫害、改变全局有关？

现在在香港，许多常人站出来为反对反颠覆法提案做了很多事。我们是否有希望常人的努力会阻止反颠覆法通过的想法？

师父在《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说：

“决不要考虑旧势力会给我们什么恩惠，常人社会会帮助我们什么。是你们在救度常人社会，是你们在救度众生！”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

“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它就没有招。”

正念：

因此，我目前的认识是，我们必须时刻都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哪个常人，中国的高官也好，十六大也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好，大批香港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也好，我们当地的议员也好，媒体也好，都是我们通过讲清真相去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主角，是在帮助人们正确摆放他们自己的位置。

当我们认为一件事的结果特别重要时，比如联合国人权会议，我感到许多不纯的想法就被掺进去了。旧势力就会利用我们不纯的想法干扰我们每个人，同时阻挠整个事情。要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必须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管好自己的一思一念，坚定地反过来用旧势力安排的每件具体事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提高自己。同时，我们一定要重视学法和发正念。每天都要静心学法并坚持发正念。

对我们小组至关重要：

在认识到我们在正法工作中纯正每一念的严肃性后，我想我们这个小组首先要做的是如何使大家作为一个整体在正法的基点上认识问题的每一个关键，而不是忙着分工和协调具体工作。大法弟子做大法工作与常人做大法工作的实质是不同的。在大法工作中能够看出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对大法的正信和正念，更需要我们不断强大和纯净我们对大法的正信正念，需要我们正念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