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担任了北京龙潭湖炼功点的一名辅导员，教功，召集学法，交流心得体会。我们每天到公园炼功，参加晨炼的学员多达100人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得法受益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社会以至政府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反应都是好的。

98年，社会上有一些不学无术的人不断造事，诽谤法轮大法。我和许多北京大法学员到北京电视台和新闻出版署去讲清真相，维护大法。

99年4月23、24日，因天津发生的诬陷法轮功事件导致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捕，毒打。我知道后，立即通知了70多位学员，并告知他们我第二天去上访。但是，之后江氏集团在无任何法律依据，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公然对法轮功进行大规模迫害。7月19日，我们到北京信访局和平上访时，被带着钢盔端着冲锋枪的武警一下包围住了，不一会他们就开过来十几辆公共汽车，强行把我们粗暴地往车上推。我们向他们说理讲清真相，武警却大打出手。我们被他们关押到石景山体育场，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整整一天没吃没喝。后来我们又被他们蛮横地推上车，拉到门头沟体育场，直到7月20日凌晨1点多才放我们走。我们数百人步行几小时走到市中心，紧接着我们又分别来到了长安街上继续我们的和平上访。但是我们被便衣警察拦住，被推上警车拉到朝阳体育馆拘禁起来。7月20日当天，北京各个体育场馆都装满了和平上访的大法学员。

99年7月20日以后，江氏独裁政权公开迫害大法。为了维护大法，讲清真相，我先后4次被抓，两次被拘留。第一次是“7.20”法轮大法被非法取缔时。7月29日，我炼功点所在公园派出所警察一共四人来到我家，非法抄家并没收大法书籍和老师的法像，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关押了6个小时。亲属闻讯后，赶到派出所他们才放我。99年12月，我们炼功点十几位大法弟子到公园去炼功，到第9天，就被公园派出所警察十多人包围了，并被强行带到派出所审问。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不让吃不让喝不让我们与外界联系，并且非法将我们9人送到崇文区拘留所。在拘留所里，我对警察讲：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法轮功是正法。恶警就指使犯人对我体罚，用手洗刷便池、擦地、大冬天让我睡湿地。我们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我还亲眼目睹了警察踢打学员，把学员的头往铁门上撞，我被关了9天就瘦了十多斤。我被放出来后，我所住辖区民警，巡警，办事处主任，工会主席开车把我带到办事处会议厅，当时在场的有办事处书记，派出所所长，民警，还有我的亲属三人，他们一起叫我放弃大法。我立刻义正辞严地说：大法好，师父好，我坚修大法心不动。我回家了，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亲属中有一个哥哥说我太傻，不识时务，使他们跟着受牵连。我就向他们洪法讲清真相。

第二天除夕之夜，我与几位大法弟子走到东长安街上，连天安门广场都没进，就被警察拦住说：你们要骂法轮功就叫你们过去。我们义正辞严地说：“法轮功是正法。”他们把我们推上警车，拉到天安门派出所。当时仅天安门派出所就关押大法学员一千人以上。后来我被关押在朝阳拘留所，在那里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警察把我的手铐住，审讯我，指使犯人用绳子把我捆绑起来，不让我炼功，指使犯人扒光我的衣服搜身，而且一边搜身一边辱骂，还指使犯人打我。当时我被拳打脚踢，被打耳光，打后脑勺，被踢打小腹，我被打得眼冒金星，耳朵轰鸣，头昏目眩，鼻子出血。在被迫害的情况下，我和其他大法弟子集体绝食3天，被他们强行灌食。

在拘留所，我还亲眼目睹了其他许多大法学员被迫害得惨不忍睹的实情。我被非法关押了近40天才被放出来。回来后，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对我的进出行踪和住宅进行监视。我的国内，国际电话被监控，信件被扣被拆。我作为中国公民宪法所赋予的多项权利被江氏集团剥夺了。此后国内大法学员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迫害。

2000年，我丈夫申请我到加拿大与他团聚，但是却遭到了中国北京市公安部门和“610”办公室的百般刁难，他们叫派出所、居委会不给我开介绍信，他们把我的身份证号上网封锁一年以上，不给我办发护照。在中方刁难、拖延不给办发护照的情况之下，加拿大政府对我们表示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提前把移民签证（移民纸）给了我，这样就迫使中方不得不把护照给了我。

在此，我们衷心地感谢加拿大人民的同情，关心和支持，感谢加拿大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使我和孩子终于成功地来到加拿大，我们感到有了一个更新更好的生活，学习，工作与修炼的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