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7.20开始，红兴隆公安局不许我们集体炼功学法，到我家抄家，抢走师父法像、书籍，还威胁、恐吓我以后不许炼功、不许串联、不许上访。

2000年6月2号，我去佳木斯参加法会回来，由于同修被抓说出我家的住址，我被当地公安局找去审问、要拘留我，我的单位出面担保而没被拘留。单位扣了我当月的工资800多元、每天2元钱监控费、要我每天三次报到，迫害长达2年多。现在每天扣1元钱。

2001年3月15号，因有功友去北京证实法，公安局就把所有炼功人都抓进看守所，逼我们写所谓的“保证” 。这次我被拘留18天、强行收取伙食费270元、保证金3000元，恶警并要我每天签到。

2001年6月，大法真相传单在红兴隆管局出现了。当地公安局又把我们都找去印手印，查找散发传单的人。他们拿来师父的法像放在地上逼我们踩，我当时发正念除恶，他们都灰溜溜地走了。

现在，我们这里发现有传单，恶警就找我们。红兴隆公安局还强迫有的同修必须每天签到，不签到就拘留。

五九七农场公安局、政法委对赵艳的迫害

我叫赵艳，女，46岁，自两岁右腿残疾。我家三口人于1997年开始炼法轮功。

1999年7月21日晚11点多，五九七农场公安局恶警张龙波等二人非法将我关进公安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放人。政法委书记杜万发（已退休）向我丈夫勒索500元钱，未得逞。

2000年11月4日5点多派出所恶警杜小林、于振涛等人非法闯入我家强行抄家，拿走大法书籍和磁带，还有一些其他大法资料。杜小林一边抄家一边谩骂我。然后，他们又把我带到另一同修家，非法给我们录了像，并对我们进行了非法拘留。在看守所里，他们多次对我提审逼供。由于我不配合他们，杜小林辱骂我，朱明泉狠敲我的脑袋，辱骂我很难听，还对我进行体罚，让我一个残疾人站了两个多小时。看守所管教迟宝华经常敲诈勒索我们，现已遭报被开除。

他们非法关押我一个月。放我那天，政法委逼我签字，我不签。杜万发威胁我丈夫和我离婚，黄亚杰也说了一些侮辱我人格的话。并强行收取伙食费500元，抵押金1000元，罚款500元。杜万发还说：“你再串联，一次30元，这1000元就别想要了。”至今钱也未还。在这期间又到我家非法搜查。

2000年12月30日派出所恶警杜小林，于振涛非法将我绑架到洗脑班。他们三天两头来我家干扰与迫害，多次非法抄家拿走书和磁带。

2001年7月的一天我与三位同修正在铲地，恶警们又一次把我绑架到公安局进行非法审讯，逼我签字。我向他们郑重声明，我以前写过说过的对大法不利的话全部作废。我要坚修大法，一修到底。

2001年7月9日1点多，公安局派出所恶警于振涛，齐振江等人非法闯入我家，将我绑架到派出所，问我：“还炼不炼功了？”我说：“炼！”只要说炼法轮功的人，全部被非法送进红兴隆看守所关押。我们被关押在看守所的小号里，那里又脏又臭，苍蝇很多，有时上厕所大小便洗漱都不让去。武警从窗户往里泼水，踢门辱骂。为了抵制迫害，全体同修绝食抗议两次。我们在小号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后来把我们转到大看守所。我们炼功的时候，武警经常用水泼我们。一次功友王宝禄高喊；“法轮大法好！”所长陈秀带着管教、武警五六个人，对我们大打出手。那时我们已经绝食六天了，几个岁数大的老人身体很虚弱。通过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有所转变，也不对我们那样迫害了。

2002年4月10日上午我正在家看书，恶警杜小林，曹明军两人私自闯入我家，非法抄家，抢走书，还非法把我关进拘留所。为了抵制迫害，我绝食抗议5天。5天没吃没喝，拘留所所长赵守先却让我交伙食费150元，我丈夫没钱只交了50元。

2002年5月12日晚上7点多，我从医院刚到家，功友吴东升来看望。恶警曹明军，张龙波等三人将我们绑架到公安局，说我们搞串联，当晚把我们关进拘留所，并非法搜去300元钱（我丈夫住院用的）。我们绝食抗议，三天没吃没喝，拘留所扣了我100元，所长还说是照顾我。完完全全的是强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