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正月，我和三位功友去北京上访，想向政府说句公道话，刚到济南火车站就被车留镇派出所抓回。到派出所后，恶警将我们吊铐在铁环上，先用胶皮棍抽打一顿，等他们吃过晚饭，又用电棍电我和另一位功友，三四个恶警一边骂一边对我们没头没脸的打，然后又把我们关到镇政府办公楼的平房内，两人铐在一起。有一次恶警逼迫我们排成一排坐在地上，伸直腿，两只胳膊平伸与腿平行然后开始毒打，打时不准改变姿势，谁变就狠打，并用穿皮鞋的脚猛跺我们的腿脚，直到把脚跺成青紫色，把本来竖着的脚跺成和腿成一直线。

五、六天后，政府四、五名不法人员骂骂咧咧的叫道：“本想给你们过过堂，每想到你们这些东西真有福气，电棍充了一天电也没充上！你们不是要圆满吗？我先让你们圆满！”说完就对我们拳打脚踢，把旁边的茶几打歪了，茶几腿掉下来，其中一人顺手抄起茶几腿猛击我们的手和胳膊，当时手就肿起来，打完后又强迫我们伸直手、伸直腿叫嚣说进行所谓的“炼功”。

这样一直折磨了我们二十多天，最后又逼我们缴纳3000元的所谓“押金”，不交押金不放人。

2000年国庆节前三、四天，我先被扣押在村委办公室十天，随后又被镇政府和派出所非法抓到镇公路站，我到不一会儿，歹徒又抓来约十七、八个大法弟子，过了一会，邪恶之徒五个人打我一人，这个人一拳那个人一脚把我摔倒在沙发上，沙发都被撞散了架，一边打一边叫：“你不是还炼吗？我让你炼！非打的你不炼了不可！”他们打累了，就强迫我以站桩的姿势站在烧旺的火炉旁，脸冲火炉，并要用手环扣滚烫的烟囱管（两侧），邪恶的打手将水浇到烧红的炉堂里，炉子腾起的烟顿时呛得我的口鼻喘不过气来，他们还不过瘾，又从背后冷不防推我一把，我的手一下贴在滚烫的烟囱上，手心立刻烫起了白泡。

有一天镇政府花一千多元雇打手，准备好好“收拾”我们。晚上当时的镇政法书记王乐成（音）酒足饭饱后，跑到关押我们的公路站叫嚣：“现在是全国性的整治法轮功，中央下命令让我们去治法轮功，打死算自杀，打残算自残，你们上哪告都没用，我看你们有多大本事！”然后他们就向打手们使眼色准备对我们大打出手，因一功友遭体罚突然昏倒在地，我们才免遭此难。

一次邪恶之徒问我还炼不炼，我坚定的说：“炼！”他们就将衣着单薄的我推到院子里冻了整整一夜，当天晚上看守我的人在室内穿两件棉大衣都冻的打哆嗦。在公路站的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变着花样对我们用刑，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凶残之徒用火钩子抽打我们，直到我们失去知觉，一边打还一边嚷：“你们别没有数，咱们镇对法轮功算客气的，到别的地方你们就惨了，不信带你们到别处转转！”

在公路站我们被非人折磨了一个月零三天后，又将我们押送到区看守所，强行灌输污蔑法轮大法的谎言，主犯叫姚一为（音）的在课上破口大骂我们的师父，我们和他讲清真相，就马上招来看管人员的一顿毒打。

2002年6月5日晚约9点多，我在家刚洗完澡，躺下准备休息，突然听到一阵砸门声，没等我丈夫穿衣出去，两个恶警已爬到了我家墙头上，我丈夫喝斥：“你们这是干什么？凭什么爬墙？”开门后，区公安局的王全峰带着车留镇派出所的警察和镇政府人员共十五、六人拥进院子，没等我穿上衣服，这一帮匪徒又一窝蜂似的闯进了卧室，我厉声：“你们要干什么？我还没穿衣服呢，怎么连土匪都不如，快出去！”没有一个人离开，其中一人厚颜无耻的说：“你快穿吧，害什么羞，谁还没个老婆，你的毛病还真不少，你想挨揍是吧？不穿衣服就把你拖出去！”我坚持不出去，他们几人上来把我硬拖到院子里，然后翻箱倒柜开始抄家，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搜出什么，四个彪形大汉又要强行将我抬上警车，我拒不上车并大声喊：“派出所又来抓好人了──救人啊─”他们恶狠狠的说：“你吆喝什么，公安局抓人谁敢管！”并下狠劲抽打我的嘴。把我抓到派出所后，倒背手将我铐在连椅上，铐了一天一夜。在派出所我不断给他们讲真相，希望能唤起他们的良知，可不久他们就又将我送往区看守所，因为我坚持发正念，不承认他们强加给我的迫害，我已逃离了他们的魔爪，现在已被迫流离失所。

三年来，我们几乎没过一天安宁日子，不是抄家、就是抓捕、拷打，被迫害的例子举不胜举，真如师父所说，这些邪恶“使用了集人类历史中最下流的行为，动用了古今中外一切最恶毒的方式迫害大法与修炼者。其目的是想以强制的手段改变大法修炼者的心、放弃修炼。这是徒劳的。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强制改变不了人心》)。我想用我的遭遇告诉善良的世人：我们是好人，是被迫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