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前文）在中国农村，制度腐败非常严重，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紧张程度达到了危险的地步。在一份令人吃惊的内部报告中，公安部承认“在一些［农村］地区，如果不使用警力，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征税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些农村，农民的反抗非常猛烈以致于地方官员不敢露面；这些区域实际上已经失控。

这种愤怒的最重要根源是因为繁重的税收负担都压在了中国最贫穷的公民身上。1996年农业部门的实际税率（不包括乡镇企业）估计是50%。事实上，征集税收和费用已经成为农村政府官员的唯一任务，占据他们60-70%的工作时间。在有些地区，地方官员甚至招募一些地痞流氓来征税。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对支付不起税收的农民的非法拘禁、拷打、甚至导致死亡。尤其令农民愤怒的是，他们支付的高额税收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一点政府服务。因此，这种高额税收、严厉征税和缺乏服务已经使得大批农民转而反对政府。最近在农村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一致认为苛捐杂税是社会不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收入不平衡情况的增加，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也越来越紧张。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过程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尽管造成全面不平衡的最重要原因是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别和地区差别，但在同一地区和城市内收入水平的不平等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着。最近的调查发现，收入不平衡已成为公众最关心的三件事情之一。在官僚腐败十分猖獗的社会背景下，这种不平衡的加剧更增添了公众对政府的愤怒，因为多数人相信只有腐败分子和特权阶层才能积累财富。这种感觉不是没有根据的。一项学术研究估计非法收入使得80年代收入不平衡状况增加了30%。

中国政治体系内缺乏监督制度，这会束缚当局减轻和解决政府和社会之间紧张关系的能力。情况证明，最近的改革，比如建立农村选举制度和改善法制是不充分的。中国XX党不开放政治体系和扩大体制内解决冲突的渠道，造成了受侵害的群体诉诸集体抗议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寻求补偿。

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状况积累起来终将造成中国的不稳定，特别是因为造成这种紧张的体制使得中国XX党处于无望境地。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更增添了任何改革的风险，即使是作为补救的手段，都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爱利克斯.德.涛克瓦里第一次观察到这样一个矛盾现象：当压制性政体试图进行自我改革时，他们很可能被推翻。这种严肃的情况甚至会阻碍中共内部最积极的改革派去寻求变革。

改变观点

纠正中国日益加重的管理缺陷应该是国家新领导人的首要任务。目前，这些由冒牌共产主义的自相矛盾所带来的问题非常严重，但未到致命的地步。如果新领导人能够着手解决管理不善的体制性原因，中共或许能够解决自身问题而无需冒引发政治动乱的风险。但是，接班戏剧的出现，将会阻碍短期内的实质性变化。即使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也有可能威胁到一个领导人的政治前途。而且，进行一场具有风险的改革需要政党的高度团结，而一个争权夺利的领导层不可能创造这种团结。

因此，中国的管理缺陷可能会继续加重，威胁到经济的稳步发展。这种缓慢酝酿的管理危机也许不会立即引起当局的垮台，但是政治体系严重弊端的不断加剧将最终压制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因为糟糕的管理会使贸易和投资更为昂贵、更具风险。当这种长期停滞出现时，目前的经济活力可能很快就会衰退。

这种可能性使人对有关中国的一些主要设想产生了怀疑。布什政府内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既不可避免，又具威胁性。这种思想引起了政策方针的改变，以对抗这个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国际商界在热衷于中国市场之时，极大地低估了存在于中国政治体系上的风险。似乎很少有人严肃地考虑他们关于中国崛起的基本假设是否可能是错误的。这些假设应该通过一个更现实的评估来重新考虑：中国如果不重新构建它的政治体系，其制度有没有能力在持续稳定的基础上产生影响和创造繁荣。在北京更换领导层之际，世界需要重新考虑他们对中国的长期把持不放的见解，因为这些见解可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