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20，我去了市政府广场请愿，被关了半天。我被放出来后，单位领导让我写保证不炼功，保证不修炼那当然不行！第二天，我给单位领导留了一封辞职信，就到北京去了。一去北京就是2个多月。当时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几十万是有的，反正大街上，城里、郊区，到处都是。我曾经到北京检察院、公安局上访。十一前夕我被抓后，被送回原籍关了30天，也没写保证，一点都没动摇。到了第30天 (10月中旬)，我就被放了。单位给我补办了辞职手续。10月底，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污蔑我们时，我又去了北京上访。到了信访办，被等候的恶警截住，又被关进去。这次，他们强迫我屈服也不可能；他们百般的恐吓也没用，就把我们一批大法弟子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看管，也就是放了。

2000年1月，我又去北京上访，又被抓进去。这次我受到了严重的迫害，被连续关了2个月。后来，写了所谓的保证，原单位同事替我交了5000元保证金，才被放出来，出来时，我老了10岁，象个小老头。

很快，我就认识到写“保证”的错误，也没脸见人，就开始抓紧学法，抓紧弥补。因为我懂一点上网，所以就承担了一点工作。2000年9月20日，当我看到明慧网“告江泽民书” 一文后，就觉得应该到天安门广场去，与认识的同修一谈，大家都想去。当时，我们一路发真相材料，顺利到北京。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如大兵压境一般，警察、便衣很多。老百姓有20多万，我们法轮功学员也多，学员当众讲真相。外国记者也多，很容易找到他们。我们被抓后，被推进警车里。因为人多，车开不动，有智慧的大法弟子故意不给车让道，但又不暴露身份，所以恶警也没办法。当时悟性好的，几乎都下车了，转眼就消失在人群中了，我就这样下了车。我想，还有事要办呢，于是就找记者，很快就找到了法新社、美国的记者，还有许多国外的旅游团的人，由于沟通方便，而且现场解说，效果很好。后来，我平安地返回了来的地方。

我继续承担资料来源的工作。这些都是摸索着干的 ，也没经验。后来，起了强烈的显示心、欢喜心等执著的心，学法也少了，整天忙工作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后来就被邪恶钻了空子，警察查到了我的住处，电脑、打印机以及一些耗材和5000元钱，被掳走。他们妄图从我这里打开突破口，连续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折磨得我连眼皮都睁不开，都脱相了，他们就把我送回看守所。后来，我被非法判了3年。当时，我还是犯了一些错误，有几个同修受牵连，但主要的事没有被破坏掉，还在正常运转。但错误总归是错误，这也是我经常想起的痛心的事之一。

2001年3月19日，血腥迫害开始了。我记忆中只有电棍的放电的啪啪声和大法弟子们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惨叫声。我当时被扒得一丝不挂，手脚被绳子捆住，还有另外一个大法弟子也是如此。恶警用3到5根电棍同时电，还泼水，连成一片。我的头，腋下、下身等处全被电过，直到约30分钟后，大小便失禁。后来，当他们再一次要电时，我退却了，犯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说了违心的话。当时有150多学员，有很多学员没有一点的动摇，他们遭受了不可思议的摧残。

从那以后的3个月，我几乎是浑浑噩噩度过的，邪悟是从来都没有的，但是放松了自己，有些泄气。直到有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鲜血与生命惊醒了我们。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再也不要说违心的话了，于是大家纷纷拿起了笔，含着泪，纷纷写了严正声明，宣布所说、所写的一切不符合大法的东西作废。

写了声明后，我们开始了新的生命，纷纷找队长们谈话，正面去让他们接触真相。有一些警察不那么恶了，有一些被调离了岗位，后来他们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惩罚。

在劳教所里面，学法是第一重要的。实际上，无论师父的讲法长短，大家都背，希望刻在脑子里才好呢。大家对学法好的大法弟子都很敬重。

在劳教所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疥疮”的问题，几乎学员都遇到这个问题。满身都是，流血、流脓，奇痒无比，皮肤变得坏死。其实我还是最晚起“疥疮”的，在里面10个多月才起，有的进去不久就起。严重的人几乎就剩下一副皮包骨，全身皮肤都是黑糊糊的，有的都长毛了。在劳教所里，我们差不多一个月才能洗一次热水澡，洗的时候，身上一边流血，是挠破皮流出的，一边流脓水。

当时狱卒的头目是个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年纪与我相仿，很邪恶，写了很多诽谤文章，干了许多坏事。我经常找他正面谈话，讲真相。恶人对我的迫害相对收敛得多。

后来我凭着对大法的正信，用正念冲破牢笼。某一天早晨，突然我身体极其差，不能起床，大小便失禁，走路困难。后来，大小便就在床上。每天，铺的褥子都是湿的，全是尿骚味，那些队长们都捂着鼻子，不敢靠前。过了2天，有队长过问了，说怎么了？我告诉他们是被电棍电得大小便失禁，又长期不让炼功，干重活，不见太阳，没有营养，现在终于支持不住了，身体垮了。后来又恶心，每顿只吃几口。由于是冬天，走廊全封闭，又不让到外面晒褥子，所以在走廊的暖气片上烘，结果整个走廊都是臭味。

因而，他们就找个队医给我检查；又拉到外面大医院检查。后来，他们又让我写信告诉我家里。我让人代笔写了一封信，告诉家人我是被迫害成这样的，快要不行了，希望家里能来见最后一面，如果我出了问题，家里要替我申冤。结果，他们没有敢把信发走。又过了几天，一天夜里，劳教所突然通知我，要用车把我送回家。

半夜12点，他们把我抬上车，送我回几千里之外的老家。我一路发正念，坚决不让邪恶钻空子。到家后，他们自知亏心，没敢讹诈我家里，比如交保证金之类的，也没有要求我写任何东西，急匆匆地走了。到这时，我已经病重了15天，而非法关押已长达15个月。

我把家里人安慰了一下，开导他们，讲我知道的真相，他们相信我，不反对我，只是叮嘱我注意安全。为了叫家里放心，我还要正常找个工作，离开原地也安全一些。于是，在家里不到半月，就离开家到外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