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观察组织及日内瓦精神病医学行动会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世界精神病医学协会年会中提出上述这份报告，披露中共滥用精神病学的事实。

英国皇家精神病医学院原来计划在世界精神科医师协会年会中，提出要求中共接受国际调查团检查精神病院的决议案，如果中共拒绝接受检查，将受除籍的处分。不过，这项决议案未获投票表决，最后获绝大多数会员支持通过的决议案，以较为柔性的方式，促使中共「愿意接受」调查。

罗培兹依伯曾于今年二月间接受中共邀请访问中国大陆，并拜会中共卫生部副部长。世界报说，中共这项藉邀访软化国际精神科医师协会立场的举措显然已经奏效，罗培兹依伯虽然对英国皇家精神医学院的强硬提案颇为赞同，最后却仍决定改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调查。

罗培兹依伯指出，虽然精神病学在中国大陆被滥用的情形很令人担心，但自二○○一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抨击之下，情况已逐步改善，跟当年苏联的做法也不可同日而语。他强调，国际精神科医师协会不希望排斥任何会员，而是要在发现流弊时，进行有效处理。

几年前，在一次偶然的访问中，一名北京某精神病院的「病人」以流利的英语告知人权观察组织人员，他原来是贸易部高级干部，但因与上级意见严重不合，被判定有精神病，被强迫住院。随后人权观察组织透过医学杂志及北京警方的资料，发现中国医学界与共产党检调当局之间，确实有密切的关联。

中共滥用精神医学的做法，显然是效法当年的苏联。从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年代末期，苏联精神科「专家」莫洛索夫指导的塞尔比斯基法医精神病研究院，就是将许多政治反对派人士诊断为精神病人加以拘禁的元凶。中共目前的做法非常类似，唯一的差异只是在字面上，苏维埃政权的用词是「政治精神分裂症」，而中共采用的名称则为「政治精神病」。中共官方文件甚至明白指出，只有疯了的人才会反对政府。

不论在现在的中国大陆或当年的苏联，问题的症结都在诊断过程。基本上，负责「诊断」的是警方，警方在侦讯政治异议人士之后，如果判定当事人具有「精神病倾向」，即可将之移交精神病科处理。由于对警方的诊断发出异议无异职业自杀，精神科医师通常只能「依法处理」，将「病人」送进疗养院看管。

人权观察组织指出，因为政治因素被送进这些「安康医院」的人数，超过因为谋杀、强暴等刑案而接受精神治疗的人数。根据上海一名精神科医师表示，在文革末期的一九七○年代，上海市立精神病中心处理的病例有高达百分之七十三是政治案件。

目前这个比例已经降到百分之十以内，但就绝对数字来看，依然偏高。一九九○年代中国大陆共有一千两百万名精神病患，其中有百分之十的病患被视为「对公共秩序造成严重危险」，住入所谓「安康医院」进行疗养。负责规划成立安康医院的就是警察单位，目前全中国大陆超过二十家，中共还计划未来在每个人口一百万以上的城市都设一所。

最近引起人权组织关切的「精神科警察」问题，是中共对法轮功的压迫。据法轮功人士指出，目前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疗养院。

人权观察组织希望藉由这项关于中共滥用精神医学的调查报告，提交相关国际机构处理。该组织立场非常强硬，建议如果中共拒绝就滥用精神医学的问题接受严格调查，应该从世界精神科医师协会除籍。三十年前的苏联就是在这样的威胁下，被迫部分揭露古拉格的实况。当时苏联虽然采取拖延战术，但为了避免被除籍，还是作出让步。

日内瓦精神医学行动会专家柏莱指出，据估计中国大陆在最近几年平均约有三千人因政治因素遭拘禁于精神病院。这个数字虽然很可能远低于事实，但已经可以大致反映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的严重性。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一九七○及八○年代苏维埃政权将反对派人士以精神病为藉口送进精神病院拘禁的案例有两百到三百件，但据估计实际数字可能达数千人。中共滥用精神医学的情形是全球精神病医学界面对的问题中，牵涉道德层面最严重的例子。世界精神病医学协会派团赴中国大陆调查只是改善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未来还必须密切注意国际调查行动能获得具体结果，迫使中共结束滥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