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四年，他又回来了。这次我们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告诉我，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从事起电影的创作了，一个片子还曾经在美国得奖。然而，这次回来我觉得他的话不多了。

我的话题自然转到了法轮功。他说他在美国看到不少人学，还认识有的学员。但他喜欢“开放”，什么都容纳，不喜欢绝对的东西。他告诉我，在美国碰到有的基督教徒，人非常好，但是接触他其实是带有目的的，当不能接受他们的信仰时，关系便疏远了，他不能接受这种太绝对而又不具有宽容性的东西。言外之意，是讲他接触我们的学员，也有类似的不宽容。

然后我简单给他讲了我和自己的家庭是如何受到迫害的。他听着非常愤怒，不住地用英文咒骂着。但看到我的平静，他的脸上带着些许的迷茫。我们第一次聊天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喜欢细节，电影拍摄就非常讲细节，通过细节更能反映出事物的实质。又讲道：在美国的生活就是按照计划去做，每天就象电脑一样执行着满负荷的程序，好象有点不习惯和我这样的接触。

第二天，他邀我一起去拜访北京影业的“名人”。他希望今后能回国发展，但自己又不喜欢“求人”。我告诉他，我的生活观念是不同的。如果人“唯我为大”，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必然就会在心里打算盘，把别人当成“工具”、“资源”来对待，这样的做法是把自己和别人对立起来了。如果这样做，别人会觉得和你有距离，迟早要离开你的。他说，是的，现在太多的人都是这样。我告诉他：人与人之间应当有亲切感，要消除距离和隔阂，你要站在别人角度上考虑问题，那么，你自然会有发展的机会。然后我给他提了些具体建议。他听着我的话很高兴。在回来的路上，他讨论道：“真、善、忍”应当写进中国宪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这也是整个社会和做人的准则。

考虑到他返京后马上离开中国。我就在送他的路上多给他讲了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能感受到他隐约中有一种抵制。他在用“开放的”生活态度去抵制我。似乎我只关心自己的信仰，陷到主观的状态中，而不考虑别人的生活与体验。我善意告诉他，不会强求你接受我的信仰，但我只希望你能知道事情的真相，毕竟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这是你应该知道的。

然后，他回家乡看望他的母亲。几天后，又匆匆赶到北京。这次见面，发现他彻底变了。他说和我接触的两天里，从我的身上体会到了纯真、善良、清彻透明，它完全超出喧嚣的俗世纷扰，也超越了物质利益的得失计较。这种感觉太好了，这是一种绝对的东西。他记忆起了自己童年的童真，说自己到美国这么多年，在紧张的节奏中，其实最大的收获是没有失去这份童真，这才是最真实美好的。他鼓励我：这个宇宙中有天理，有绝对的东西，恶人一定会遭到报应的，善良和正义应该得到更多人们的支持，你们一定会成功！

然后，他询问我这几年来的情况。我给他讲自己是如何被公安监视居住而失去人身自由的，自己又是如何逃脱而四处漂泊，还讲了后来有一次被公安追捕差点“进去”。他默默地听着，眼泪在默默流着。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呢？我指了一下打印机。他会心地笑了。

要走了，我们有些依依不舍。他有很多埋在心底的话想倾诉给我。“我在回家的火车上不知怎的一直想着你，想着你给我说的话，我变了！”“有机会我会以你为素材拍一部片子！”“到美国，我会给学员问好的。我会收集他们的邮件地址告诉你！”在回来的路上，我还能清楚感受着分别时他紧紧握我的手留下的那份鼓励和祝福。

这一世的缘份，许多世的缘份，成就了今天这个特殊时刻的相聚。走出“开放”的迷茫，一个游子的心开始回归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