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2002年8月26日】 ([注]本网站所转载的参考资料皆为非修炼界人士所撰写,不一定和法轮功学员的认识相同。) 对我来说王实味的确是个历史人物了。过去在中国的时候学党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个反党的托派,混入了延安的革命队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抓了起来,然后被党中央处决,也算是罪有应得。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了与党史截然不同的一段历史,原来王实味是一个很有独立批评精神的文化人。读了他在延安时期写的那篇引来杀身之祸的《野百合花》,始知他是当时乃至现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可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之一。 王实味因为一篇文章和自己的观点丢了脑袋,是他自己和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的悲剧,也是靠高喊民主自由起家的现在这个执政党的悲剧。但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离现在的年轻人有太大的距离,即便是觉得他死的可惜,也无法激起太多的认同,所以对王实味的故事就只能嘘唏感叹一番。 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被党(现在官方的说法是被康生)抓进监狱后,经过了几个月外界无法知道的触及肉体及灵魂的秘密审讯过程,终于有机会被押出来见记者。读了他对记者说的下面这段话,就明白了党(或者康生)在人们背后是怎样对待知识分子的了。王被押出来的时候,神情呆滞。这个翻译过百万字西方著作的才子,当时对记者就象背书:“我是个托派,我攻击毛主席应该处死。我应该被处死一千次。但毛主席宽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让我工作。我勤奋地工作,这才了解到劳工神圣的伟大。我对他的仁慈感激不尽。”接着他又告诉外界,他在监狱里没有受到迫害,他生活的很好等等。<1> 与我同时代的人虽然赶上了“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但却错过了延安整风,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文革的时候,许多文化人虽然跟王实味素不相识,但才被党(或者是四人帮)对付了几天,说出话来就跟王实味如出一辄。当年那些戴着高帽在台上挨斗的教授们说的最多的一段就是“我有罪,我该死。党挽救了我,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等等。就连以死来表白自己的老舍,投湖的时候也要带着一本自己手抄的《毛主席诗词》<2>。 还有那连死都不怕的邓拓,在我看来应该是无所畏惧了,但他写的遗书却是“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3> 记得在文革武斗时,无论是打死人的还是被打死的,嘴里都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就连有时候枪毙现行反革命,也能听到喊这个的。当时处死张志新时,党(或者是毛远新)最担心的恐怕就是她大喊冤屈,或者是把她在监狱里所受到的不为人知待遇喊出来,所以才割了她的喉管。其实根本就不用操这份心,就是让她放开了嗓子喊,我想也只能是些“万岁”之类的口号,所以割喉管实在是多此一举的败笔。 近年来据说中国的人权状况进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以割喉管这种事想必是不能做了,但类似王实味见记者的这种小型演出还是经常出现在官方媒体上。 最近的例子是去年11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美国中医师滕春燕在中国的“快乐的监狱生活”,看了之后的感觉跟刚听完忆苦思甜报告差不多。虽然现在离延安整风已经几十年,人也换了好几代,但中国官方在不得不允许政治要犯见媒体之前,让他们背诵的似乎就是同一张小抄。 滕春燕不光是在监狱里“养花、看小说、跳舞、卡拉OK,”还能对媒体说:“国外都是通过网上看到一些信息说中国政府如何迫害法轮功人员,他们在看守所、监狱里受到非人待遇和折磨。你不要紧张,这里没有什么打骂现象。”她接着说:“我父亲来看过我,说我都胖了,认不出来我了。这里生活挺好,出乎我意料。<4>” 最近有些中国的大学生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面示威,抗议美国人拒绝他们的赴美签证。其实他们完全没有必要跑到美国来讨生活,滕春燕唱卡拉OK的那座监狱就不错,至少看起来比大部份在美国起早贪黑的华人过得快活。 别人的经历毕竟是别人的,无论怎么看着假也无法去证实。直到去年自己被稀里糊涂地弄进了安全局,才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那种标准的克格勃式的审讯方式完全就是盗版的《古拉格群岛》。当我正在一边犯糊涂,一边又心神恐惧的时候(以为碰到了劫匪),负责审讯的“领导”就开始了他们的拿手好戏(从此以后我对领导这个词就有特殊的理解): 问:刘连昆知道不?(冲我喷一口烟) 答:不知道。 问:告诉你吧,(再喷一口烟)这个解放军大校的案子就是我们办的。 答:? 问:他那才多大点事儿,只不过告诉台湾说我们演习的导弹放的是空弹头,根本没法跟你这事儿比。就这个,死罪(将烟头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我当时连犯了什么事都不清楚,但从他的口气和掐烟头的力气来判断,我已经远远超过该枪毙的罪了。后来经过领导上好几天的暗示、提示和明示,这才弄明白原来我犯的罪是因为老婆访问过台湾,而我没有主动交代、揭发,这叫知情不举(据说是个法律专用词),“其性质非常严重”。这个罪我当然要认了,但我并没有象王实味一样认为自己该枪毙一千回。就我这么重大的罪,关了不到一个月也就放了。如果当时就让我上中央电视台,恐怕说出来的话跟王实味也差不多。 现在我才明白,无论是克格勃还是康生当领导时的安全局,或者是康生不当领导的安全局,只要把你抓了进去,首先告诉你的肯定是你犯了死罪,先要让你觉得自己该枪毙一千回,然后再讨论坦白从宽的可能性。到最后,无论你被判了什么罪,都要感谢党(或克格勃)的不杀之恩,因为比起枪毙一千回(等于千刀万剐)来说,才一刀就砍下王实味的头,都算是宽大处理了。 现在,杨建利在中国的监狱里仍然没有一点消息,但我想他的处境跟我当时也没多大差别,可能现在正蹲在那儿琢磨人家要把他枪毙多少回呢。如果有一天杨建利上了中央电视台,说他并没有受到迫害,而且来个“公开认罪”,感谢党和政府的宽大等等,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那是在中国惯常上演的闹剧。 大多数人由于没有进过安全局,所以会觉得象王实味这样的人说话太没有骨气。也有很多人在回中国的时候被安全局找去谈话,或者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保证书上签了字,事后又觉得丢面子,所以大都不愿提起这档子事。好在中国的历史总是反反覆覆,没有人知道个对错,也许根本就没有个对错。今天还是领导,也许明天就进了局子,今天还是主持人犯见记者的导演,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在押演员。 所以在经历了这许多之后,大伙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某时某处,在被逼迫之下,别无选择地在某一出闹剧中演过那么一个角色罢了。而制造这些闹剧的,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戏。 参考资料: 1、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四期 2、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网络) 老舍纪念馆文选 3、胡平,“邓拓之死” ,大纪元二○○一年七月一七日 4、“滕春燕狱中袒露真相”,中国新闻网,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原载《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