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到美国访问，正值“炸馆事件”发生不久，国内掀起了一轮激烈的反美浪潮和“说不”热，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提升；与中外友人晤谈时局，多认为国内正在重新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两大思潮值得警惕，搞不好将会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2001年的撞机事件使得中美关系更趋紧张，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愫进一步发酵。直到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几千无辜的生命惨遭毁灭（遇难者来自86个国家），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魔行径，世界舆论同声谴责，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人群为之叫好。在这一冷酷的事实面前，十分有必要追索其背后潜藏的社会心理原因及其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关系。本文以探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为主要线索，兼论“911”事件后部份国人幸灾乐祸的社会心理原因。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19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过去100年是中国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为雪耻图强的运动。[1]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她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笔者以为，其实还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勾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了。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但正如陈勤等人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负面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其“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它与清朝专制统治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二是其具有狂乱、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三是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带有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与降神附体的民间宗教迷信的浓厚色彩，显得极为原始。[3]此论提出的前2种现象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中华大地和互联网上到处游荡，而第3种现象则在民间仍广有市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师法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其要义之一即民族主义。孙氏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初始含义主要是反满，以推翻以满清贵族为首的专制政权，即所谓“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这主要是为了顺应当时的革命需要，但明显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孙中山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五族共和”原则以资补救。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其后于1920年又加以修正：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5]孙中山还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一些严重失误，如将血统当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了国族与民族的区别、晚年力主“大亚洲主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主持“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遭到失败，日本取代德国强行获得在山东的特权，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为解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五四运动”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社会、政治和文化革命，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经此一役国人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如果说“五四运动”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中国这个总体上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苦战8年，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得以寄托。[6]

以上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之简要的纵向历史回溯意在说明，民族主义发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其特性与功能或与其它民族相似，但也有源于文化积淀的成份，大致可分为消极性与积极功能两类。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极特性之一即妄自尊大。传统文化以为中国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视其它国家为“蛮夷”“化外”，认定它们应对中国“向化”、朝贡，即所谓“中央之国，四方来仪”。这种文化令国人的潜意识中深藏着天朝情结及妄自尊大心态。孙中山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仰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成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鲁迅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8]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坚持认为：中华文明至高无上，可以拯救世界、人类；至于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则中国古已有之；甚或以为21世纪应是中国的世纪等。

其二为“排外情结”。中国传统中的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

表现为以正统自居、闭关自守、孤芳自赏，排斥一切外来事物，蔑视国外先进的东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从义和团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掺杂在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成份的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9]

其三可曰国民劣根性。历经2,000多年专制主义的摧残，国人的性格中颇多不健康成份，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过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说过：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他对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曾制作一“历代民德升降表”，显示国人的私德从春秋至20世纪初总体上趋于下降。[11]孙中山和陈独秀亦直斥国人为“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并无情揭露。他指出：中国人是十足的毫无血性的欣赏残酷的动物。杀头，有之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们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12]国民劣根性植根之深，由“911”恐怖大屠杀后许多国人幸灾乐祸即可见一斑。

中国民族主义之消极特性实为中国追求现代化与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碍。但它也有一些积极功能。其一是可聚合民族、抵御外侮。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于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号召国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可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奋发向上、团结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只有民族主义能很快动员起全民族的各种力量与资源，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共御外侮，抗日战争即为典范。其二是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丰富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它在这一传统因受到长期清洗和毁损而几近消灭之际[13]，主张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其三是鼓励民族自强。中国文化中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经受专制政体的暴虐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积贫积弱，国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民众及各界精英无不渴望民富国强，振兴中华遂成为民族精神之核心，而振兴之道是实现现代化则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化目标不仅涵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之现代化，亦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与人的全面现代化。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比任何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力，可有效凝聚民心，充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故而我们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秉持理性、清醒的态度，克制其消极性，发扬其积极功能，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

二、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

2年前在一次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指出：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崛起的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与“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主题并无多少差别，两者都是追求富强；但与“五四运动”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新一波民族主义面临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意义，故可将90年代后崛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

与“五四运动”时的民族主义相比，“新民族主义”在内政上显出保守主义特性；前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激烈批判，而后者则对现存体制高度认同，但在国际关系上具有相当之进取性，主张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14]

目前“新民族主义”并非统一的观念体系，其内容及成份相当芜杂，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有相当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定位为爱国主义，其主张是，人民既然爱国就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民间则表现为呼唤中国要强大、要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份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宜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民族主义论调中，最激进的是“说不”派，他们在代表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5]有人甚至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乃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6]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很多，除前述历史渊源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而言，意识形态乃统治合法性之重要基础。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4部份组成；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确性之依据，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控制的依据和伦理基础，爱国主义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和旗帜。它曾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巩固并强化了中共的一党专政，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中共执政的历史结果及社会的变迁已宣告这种意识形态的失败。首先，《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主义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剥削和资本主义，但以共产主义理念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中共，如今却正大力发展私有制、纵容剥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事实上已弃如敝履。其次，社会主义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7]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和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份配所取代。苏联及东欧的转型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和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大试验的失败。再次，在目前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集体主义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失败直接导致信仰和信任危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不得不对官方意识形态修修补补，以继续维系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号召力。所以鼓动爱国主义就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

以意识形态工具从事社会和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制造一种“乌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特点。不管官方民族主义宣传所构造的“乌托邦”如何虚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众并造成信从者的入魔状态[18]，宣传者就会乐此不疲地煽动下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教授（Anderson）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掌权者因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瓦解民族国家，而以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作为维系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此含义不同，它被称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外部势力的挑战，以捍卫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这突显出中国式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所谓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针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六四”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美国一直坚持人权外交政策，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实力的考虑，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却通过垄断言论的权力极尽“妖魔化”美国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或问题都被放大为其制度的缺陷，或夸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恶果。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声称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这样就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达到了通过正当组织动员达不到的阴暗目的。[20]许多迹象表明，执政党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已在民间造就出自发性的反美民族情绪；民族振兴被人为地与强化政权的权威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与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中国正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演变。“911”之后部份国民的歇斯底里发作，正是中共多年的怨妇腔调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许无赖国家和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政策、特别是反美仇美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舆论导向”和剥夺民众知情权等做法所导致的必然恶果。[21]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增强有关。多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2000年GDP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获准加入了WTO，还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大大刺激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大中国情结”。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了“大中国”构想，以“政治中国”（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为中心，以“经济中国”（指世界各国的华人经济、商业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为基础，以“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为外围，视21世纪为“太平洋的世纪”，而在环太平洋国家中则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2]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对“新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表现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至少在汉民族中比较少；国人历来是非常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23]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一党专政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911”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反映并不都是幸灾乐祸的，有一批知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恐怖主义罪行[26]。国内颇有影响的报刊如《财经》、《南风窗》、《南方周末》等都发表了谴责恐怖主义的文章。[27]例如，《财经》杂志全体同仁呼吁：面对敌视一切文明一切种族一切社会的邪恶，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联合起来！[28]《南风窗》杂志的国际问题观察员写道：恐怖主义不仅挑战某个政府，更挑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今天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国人。在无辜的亡灵面前，恐怖分子的主义和真理显得非常狭隘、苍白、野蛮。“911”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29]反观那些“叫好者”，却鲜有署真名发表意见的，谈事实讲道理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匿名在网上乱骂一气。这种对垒分明的现象或许昭示着国人的分野。虽然不能肯定双方营垒中的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但至少他们都自认为是爱国者。分歧在于何谓爱国？爱什么国？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对自由、民主、正义等基本价值取何态度？

尽管世界上出现了象欧盟、东盟、独联体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联合的趋势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声，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可能仍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因此不同国家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仍将各有所托。既然在全球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独特的历史和当下的局势令国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不断提升，就十分有必要厘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以便能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态度去对待世界。

笔者以为，可把民族主义区分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两种，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在价值标准方面，“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人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人权高于一切；而主张（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主权高于一切的则属“病态的民族主义”。

在理念取向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中道、宽容、多元；“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极端、强制、一元。在对外关系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和平共处，吸收先进思想与事物，反对恐怖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则惟我独尊，排斥外来事物，同情恐怖主义。在内政事务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人民主权，自由优先，重视民生；“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国家至上，实行专制，服从强权。当然，对现实的分析比这种概念上的区分要复杂得多，譬如某些倾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人也宣称他们拥护民主，其真心如何倒也不难分辨，只须看他对待国内专制统治与政治权力的态度即可了解。

国内有不少人因长期受舆论宣传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某些“病态民族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在拥有知情权后会逐步转变自己的观念。危险在于某些具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权势人物或权势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本国人民和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就象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希特勒用来欺骗与奴役德国人民、建造第三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并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和灾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30]纳粹党人也曾提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口号。希特勒还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31]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也是用国家、爱国的概念来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则利用天皇权威和忠君爱国思想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朱庭光等编写的《法西斯体制》一书[32]汇集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了法西斯体制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拉登、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极权势力的影像。“病态的民族主义”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纵就会演变成极端性、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911”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对“病态的民族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开放、温和、理性、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强调与其它文明的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份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主张巩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从而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对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33]中国10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文革后的20多年里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民族主义。它与“病态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会高度珍视自由与和平的崇高价值，如同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诗中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和平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在摧毁自由的基础，若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已成为自由与和平的主要敌人，对后者构成了致命威胁；一旦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搞“超限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因此，各国“健康的民族主义”应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道义基础上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国际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对自由与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自觉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义。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历几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决不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已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能合理配置资源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并制衡权力、克制腐败的宪政民主政治，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面对这一系列任务，迄今为止除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文明以外，还没有另一种文明能提供更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排斥世界主流文明，鼓吹意识形态化的“乌托邦”，显然是没有前途的。[34]

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健康的、开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若被导向病态的、极端的、恶质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则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1] 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至第9页。
[2] 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3] 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4] 《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485页。
[5] 转引自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6]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7] 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8] 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9] 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0] 《梁启超选集》，“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至214页。
[11] 出处同上，见“论私德”一节。
[12] 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6页至267页。
[13]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知识分子立场》，出处同注[9]，第13页。
[14] 1999年11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台海两岸民族主义的学术会议。参见林佳龙、郑永年主编的《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15] 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1页。
[16] 引自李白的“侠客行”一诗，见房宁、王小东、宋强所着《全球化阴影下的中
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5页。
[17] 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
[18] 徐迅，《民族主义》，第54页。
[19] 见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2001年第11期《传媒》等报导。
[20] 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21] 刘晓波，“垄断舆论和灌输仇恨的恶果”，《争鸣》（香港），2001年11月号。
[22] 徐迅，《民族主义》，第153页。
[23] 这是朱智勇在与笔者的一次讨论中提出的观点，此观点尚未正式发表。
[24] 有人在网站讨论中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给美国人，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25] 王力雄，“武器消灭不了仇恨”，《开放》（香港），2001年11月号。
[26] 如包遵信、刘晓波等人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先后有1,000多人签名；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也发表了声明。
[27] 还有很多发出正义声音的人士与媒体，在此不一一列举。
[28] 《财经》（北京），2001年10月号。
[29] 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南风窗》（广州），2001年11月。
[30] 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即民族社会主义（缩写是Nazismus，故音译为纳粹主义）。
[31] 引自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页。
[32] 出处同上。
[33] 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出处同注[9]，第16页至第17页。
[34] 孙立平，“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义三题”，《知识分子立场》，第372页至380页。

－－《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第2期(总第77期)] 作者为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客座教授(8/18/2002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