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澳中两国举行的第六次年度双边对话。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将在这次对话中提出西藏自由、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处理手法以及一些人权个案等问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说，这种对话行动是澳大利亚对人权问题采取切实可行做法的例证。

参加这次对话的中国代表团负责人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中国司法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官员。

但是大赦国际澳大利亚分部的发言人斯普莱对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人权对话有两大担忧。

“第一项担忧是这种对话是秘密举行，对话进展的情况和结果都属于秘密的。澳大利亚政府举行的这种对话不向澳大利亚议会，也不向澳大利亚人民汇报，这是不恰当的。我们还担心，在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如果这种讨论一直是秘密的话，那么违反人权的案例就会继续，而将这些案例公开的话，这种违反人权的现象就会停止。”

斯普莱说，有关澳中双方的人权对话最关键的问题是它的成效。这种对话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的。大赦国际认为，自那时候起，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是恶化了。他说，特别是二零零一年严重违反人权的现象增加了。

“我要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对待新疆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方式、采用的严打运动和死刑。去年中国（江泽民政府）在三个月里处死的人数比世界其它国家三年处死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另外还有目前对亲民主和工会活跃份子的镇压、继续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以及在监狱及劳教中心采用酷刑。但是我们最为关注的是那些被酷刑折磨致死的人。我们认为，从这些方面看，澳中双方的人权对话没有取得什么积极的成果。”

大赦国际澳大利亚分部的发言人说，这项对话所导致积极的一面就是澳中双方正在进行的技术支援项目。他说，这一项目使两国能够在诸如教育、培训研讨会以及对一些学校的安排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斯普赖说，如果将这些成果与酷刑致死的人相比的话，这是微不足道的。

斯普莱说，他的组织认为双边会谈是可取的、是有价值的、积极的，但是这种对话不能成为两国讨论人权问题的唯一方式。

“我们强烈认为，人权是一个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应该采用多边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我特别提到联合国以及一些诸如亚太经合组织那样的亚洲组织。但是不幸的是，亚太地区是唯一一个没有地区性人权组织的地区。这种地区性组织美国有、非洲有、中东和欧洲都有。因此澳中两国的(人权)会谈是有局限的。”

但是大赦国际发言人认为，现在澳中仍有机会利用联合国这个论坛来公开讨论中国在人权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澳中双方的官员都认为，一个国家不应对另一个国家该做什么进行说教。我们认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我们认为的正好与这相反，不能公开提出违反人权的案例是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人权就是对人而言， 因此世界各国在展开外交，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都应该是公开的，受到世界人民监督的。”

“目前在西藏仍有良心犯存在、中国仍有很多的镇压，比如对法轮功和被中国（江泽民）政府打成异教的其它一些宗教组织的镇压。我们很高兴地获知澳大利亚政府会提出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无法获知谈判的成果，我们不知道澳方会提出什么问题，也不知道中方会怎么答复。我们也不知道澳方是否会向中国（江泽民）政府提出怎样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我们也不知道中国（江泽民）政府是否会接受这些建议。”

大赦国际澳大利亚分部发言人斯普莱对一名中国官员最近有关中国政治犯的讲话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最近几天媒体报道说，中国代表团的一名成员称中国没有政治犯。这完全是不真实的。我们对此表示关注。我们要对中国（江泽民）政府说的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认有问题。如果不承认问题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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