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经济评论记者大卫·墨菲 （David Murphy）2002年8月7日于北京发回文章，指出爱滋病毒（HIV）和爱滋病正在中国迅速传播。

文章写道：赵丽阳（音）是百万人中的一个。她面对一个摇摇摆摆的手持摄影机，一边在寒冬里瑟瑟发抖，一边讲述她村庄里的病灾。东关村在位于北京南部大约五百英里的河南省。在她简陋的房间里，她身边还坐着其它携有爱滋病毒和爱滋病的村民。“我们死了也无所谓，但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赵泪流满面地恳求着。在这个省像她一样的人多达一百万。

讲述赵的故事的录像是一篇非常有力的新闻作品。在别的国家它将是得奖作品。在中国，李丹，这名勇敢的社会活动家，却冒了被骚扰和逮捕的危险，年初从北京来此拍摄这个记录片。

他的目的是对外公布中国爱滋病患者的悲惨处境。大多数患者生活在农村，在血浆收购交易中心被感染。这类中心和政府部门有关。这个录像是极不可能在任何一家中国电视上播放的，这本身就充份显示出国家是怎样看待爱滋病毒和爱滋病。但是联合国已估计到2010年，中国将有一千万人感染爱滋病毒和爱滋病，北京是该向这个问题开战了。

联合国在6月份公布了一篇题为“爱滋病毒/爱滋病─中国的头号危险”的诅咒般报告，敲响了中国即将面临的灾难的警报。报告宣称，“中国正处在一场灾难的边缘，这场灾难将导致不可想象的人祸，经济崩溃和社会瓦解。”这种预示世界末日般的言论源自医学专家的忧虑，目前还局限在农村，静脉吸毒者和卖淫人口中的传染病眼看着就要向整个人口传播。一旦发生，要控制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

爱滋病现在是世界上第四大杀手，并且，据卫生部的统计显示，去年上半年中国的爱滋病毒感染上升了67.4%，北京等不了一个奇迹性的疫苗出现。即使最乐观的预测也认为这样的疫苗至少要等5年；目前抵抗这个疾病的唯一办法是预防。

要确保联合国所预言的灾变不发生，一切都在中国政府手中。要做的第一步是全面发挥它的宣传工具的作用，这个宣传工具象一台巨大的机器覆盖广阔的国土并渗透到几乎每一个社会角落。

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机构研究院从事中国爱滋病研究的研究员琼·考夫曼（Joan Kaufman）说：“他们有能力通过计划生育部门和和宣传机构进行公共教育。他们也要让媒体参与这个公共教育。有许多事情可以很快就进行。”

目前，这部机器正被全力用来吹捧江XX最新的“三代表”政治理论。这套理论是扩大共产党统治造势的一部份，尽管老百姓对此毫无兴趣，但面对电台和电视节目，报纸社论和文章及在农村的宣传海报的狂轰滥炸，他们别无选择。

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的6千万共产党员和上千万的政府公务员被迫学习 “三代表”。中央干部从北京下放到各省指示当地官员如何实施江的理论。

从更大范围来说，庞大的国家资源被投入（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全国所有的党员，在校儿童和工厂工人不得不学习法轮功的“邪恶”，国家媒体上下一致叫嚣要铲除法轮功。

专家们说，面对爱滋病毒/爱滋病的危险，政府却不花任何力气去提醒老百姓。考夫曼说，“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根本就不把这（中国面临被艾滋病吞噬的危险）当回事。他们只是想利用宣传机器发动全民攻击法轮功。”

最具讽刺的是，录像中的中国河南艾滋村的村民告诉记者说，当地政府为了压制他们对外界媒体讲述艾滋病真相，就恐吓他们，捏造说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东关村一个携带爱滋病毒的农民告诉记者说：“他们（江泽民政府）不给我们钱，不给医药，甚至连一个道歉都没有。”他上个月到北京寻求帮助。他说他第一次卖血是在1995年，政府官员在当地电视上作的广告征血。

当法轮功在（江泽民）政府的镇压下转入地下，爱滋病却正向全国蔓延。这个流行病正在占据高风险的群体。根据联合国报导，在云南省的许多城市里爱滋病毒感染率在静脉吸毒者中高达80%，在广西和其它地区的卖淫人口中正在快速增长。英国一家健康人口的顾问公司FUTURES GROUP最近发表报告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尽快采取措施制止艾滋病的蔓延，那么在2012年之前，就可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死亡人数从一千二百万遽减到两百万。然而北京似乎不愿意面对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根据官方的估计，有八十五万人感染爱滋病毒/爱滋病。熟悉这个流行病的外国人和不在政府中的医药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高，但是没人真正知道有多高。一名退休医生高耀洁，几乎是只身一人揭开了河南（爱滋病）黑幕，相信光在河南省就有一百万人被感染。

在抵制爱滋病毒/爱滋病的运动中，从最高层开始，（江泽民）政府完全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然而，它完全是有能力发起一个全国范围的运动来堵住病毒的传播。象泰国，乌干达和塞内加尔这样的国家已经显示，针对高风险群体和一般群众进行大量的教育能够阻止爱滋病的扩展。

与其他大多数被爱滋病毒/爱滋病所累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政府有充份的力量。北京爱滋行动工程（一个致力于提高对爱滋病意识的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人万延海说：“政府有的是人力物力。它有上千万名党员，上千万名共青团员和几百万名义务工作者的。”

对爱滋病缺乏认识的程度是惊人的。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人不知道这个病是怎么传播的。据一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调查显示，几乎五分之一的人甚至从未听说过爱滋病。这项调查结果于上个月在巴塞罗那国际爱滋病会议上发表。有效的老式宣传--共产党最拿手的东西--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种无知的局面。对公众的教育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网络以及诸如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些机构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底层。

为防止正在卖淫人口和吸毒者中发生的感染的在民众中传播，锁定高风险群体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注最好由和政府无关的人来实施，因政府对这些群体的处理方式是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感受的。但是北京不相信非政府组织（NGO）。你问万（延海）就知道了。他的爱滋病办公室被警察在7月1日关掉。万无奈地说：“我们政府请出了安全部来非难正在向爱滋病挑战的人。”

这不只是一个组织权利的问题。中英爱滋病毒/爱滋病防护工程的威廉·斯泰瓦特（William Stewart）说：“国际经验显示吸毒者，卖淫人口和男同性恋者不相信政府，却倾向于民间社团。”该工程在中国西南两个省进行。

在中国有一些变化的迹象。去年宣布的五年计划中，中央政府每年拨出一亿人民币（一千二百万美元）作为预防和治疗爱滋病毒/爱滋病和性病的资金。另有九亿五千万人民币被指定用于建造血液收集和供应网络以保证血液安全。

许多在此领域的政府官员不再反对和非政府组织会谈。在新疆有一个针头交换计划。一个西方外交家说，在云南省本地和国际间的非政府组织正在“相当自由地致力于许多接触和教育项目。”在广西和其它省份，卖淫者在接受爱滋病毒/爱滋病的教育，而且对海洛因有瘾的人进行一项试验性的美沙酮替代品项目。北京的学校计划开办一个含爱滋病毒/爱滋病内容的性教育班。

所有这些例子都应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北京应突破被一个联合国官员称作是“永久性的试验计划”，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爱滋病教育。

如果变化最终会来临，为什么中国这样慢地认识这个问题？一部份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强调当地，地区性和全国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官员们把迫切的社会问题，包括消退的教育和健康标准，推到一边以免引起人们对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不足的注意。另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农民──迄今为止的一大部份受害者不能保证享有与城里人一样的政府关注。

但是不管变化会怎样来，对已得了爱滋病毒/爱滋病的农民们来讲都太晚了。他们一个个地面对镜头述说他们怎样为钱卖血给公司，公司中许多是和本地官员有牵连的。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共产党官员因这个改革时代中国最大的罪行而受惩罚。村民们现在只能等死，完全被当局忽视。

报导河南的爱滋病毒/爱滋病危机不是件易事的。当地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是极力遮掩。外国记者们在那里被逮捕。去年年底，两名中央电视台记者在一河南村庄摄影时被发现，而后在逃奔山东边界时被逮捕。北京学生李丹在一月份独自来到河南东关村拍摄一部记录片，以唤起对爱滋病毒/爱滋病的注意。在他回家后不久，北京警察随即就他的活动对他进行了盘问。对别人说他胆大，他付之一笑，只是说：“人的一生必须有所作为。”他的录像是不大可能在中国播放，但是他是河南村民们的一个声音。他说：“在中国有一种思想认为，人穷就没有价值。那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