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两名劫匪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劫持了三女一男四名职员为人质。警察随即包围现场，于二十八日突击成功，救出人质并擒获劫匪。人质在警匪对峙的六天中，生死完全由劫匪决定，人质为求生而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政府总理帕尔梅呼吁撤走警察和满足劫匪要求，这是合乎正常人心理的行为。人质获救以后，生命威胁解除，却继续认同劫匪，向媒体和法官赞美劫匪，感谢劫匪不杀和善待之恩。一位女人质竟和劫匪之一订婚。瑞典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因此全世界通过媒体看到了事件全过程。这个暴力威胁下洗脑生效并且在暴力消失后不可逆转的案例引起全世界心理学界注意。瑞典心理学家Nils　Bejorot将它定名为“斯德哥尔摩症状”，近几十年来劫持人质在全球越演越烈，“斯德哥尔摩症状”频频发生，例如美国报业巨子赫斯特的孙女Patty Hearst被左派恐怖组织辛比由尼斯解放军（SLA）绑架后自愿入伙，并参加持枪抢劫银行，所以世界心理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热烈讨论至今不衰。”

其实这个现象在今天的大陆大规模的发生。独裁者江泽民在利用他所操纵的公、检、法等国家机器对百姓进行钳制、恐吓的同时，还利用其喉舌电视台、报纸大肆吹嘘其代表了贪官、酷吏和秽行的三个代表，和依靠外资输血而苟延残喘的虚假繁荣。这种洗脑使许多大陆人充满了奴性。如今很多人，甚至一些当年的当事人都为六四屠杀进行辩护。而当法轮功学员因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依法上访而被折磨和虐杀时，这些人不去谴责独裁者的残忍，却反过来指责法轮功学员行使宪法赋予的最基本的信仰和上访的权利。

江泽民还利用类似纳粹盖世太保的610恐怖组织在各地非法举办了大量的洗脑班，把法轮功学员绑架进去以各种阴毒、残暴的手段进行恐吓和欺骗。这种暴力洗脑的恶果是一些人的神志被打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在帮助610恐怖组织残害他人的同时，还替曾经摧残他们的独裁者歌功颂德，并且自欺欺人地为自己的背叛找一些极为荒唐可笑的借口。我们在海外的和平环境下，会觉得这些人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害人的同时，其实也是暴力洗脑的受害者，自己受害之后还被驱使害别人，这是悲剧中的悲剧。我们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切切不可低估江泽民集团暴力洗脑的危害性。我们在治疗这些犹大的“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同时，一定要根除制造“斯德哥尔摩症状”的邪恶犯罪团伙。